2010/10/22轉貼
<h3 style="BACKGROUND-IMAGE:none;TEXT-ALIGN:left;BORDER-LEFT:#807f51 4px solid;PADDING-BOTTOM:8px;BACKGROUND-COLOR:#f1f6e2;MARGIN:0px;PADDING-LEFT:5px;PADDING-RIGHT:0px;BACKGROUND-POSITION:0px 0px;COLOR:#807f51;FONT-SIZE:18px;VERTICAL-ALIGN:text-bottom;font-weight:700;PADDING-TOP:2px;">唾棄偶像 直追理想[南嘉生]</h3>
在兩蔣時代，有兩個重要的文化與政治運動，雷震的自由中國與蕭孟能、李敖的文星雜誌，都是以外省人為主體的文化活動，並且拓展到政治、文化與思想。戰後兩個比較為人所注意的政治行動，許信良的中壢事件、黃信介等的美麗島事件都是以本省人為主體的政治運作。這種「偶然」到底潛藏怎樣的事理？
如果我們用心調查國民黨內部資料，這其中有兩個角度可以解析。一個是國民黨對外公佈的出版法、規定，另外一個是他們內在運作的內規。從出版法來看，他每一條都會呈現堂堂正正的態度，讓我們很難看出其中端倪，但若從國民黨的內規去看，就可以看出即令設置出版社，都有很多東西涉及到省籍問題。人士要凡是本省籍設立出版社都受到各種刁難，並且要有許多條件、表態才讓你設立。如果外省籍，特別是關係密切，就又另當別論。「自由中國」的設立與國民黨希望在臺灣有一個幌子去騙國際人士：臺灣是一個有出版、言論自由的國家，從而被認定是自由中國。然而這也和胡適、雷震與國民黨的關係有關。胡適是自由的幌子，而他較易妥協的個性也讓國民黨放心；雷震與國民黨的關係非常的深，在雷震設立「自由中國」雜誌時，可以說是國民黨的自己人。更且雷震的老婆宋英還是國民黨的監察委員，更顯示那種自己人的風格。
文星雜誌的省籍、政治也與前述一樣。李敖很強調他在文星雜誌時期，如何捲起風潮，而蕭孟能就因為用了他才有那樣的成就。然而，作為文星雜誌社負責人的蕭孟能，他的父執輩就是國民黨的中央民意代表，國民黨對該雜誌的定位也是和前述「自由中國」一樣，基本上都是自己人辦的雜誌。這引出另一個問題，如果沒有蕭孟能，李敖能辦得到雜誌嗎？沒有蕭孟能的文星，能有那麼大的自由度讓李敖揮灑嗎？換言之，即令自己人，自由度也是不一樣。
本文將重點放在自由的議題，並由此延伸討論許多戰後知識份子與省籍的關係。
孫中山在他的「三民主義」書中，強調中國人最自由，因為中國人一盤散沙，「一盤散沙」怎麼會不自由呢？這樣的論述也可以讓國民黨拿來自我辯護。國民黨統治下的人有沒有自由呢？我們看李敖、龍應台等等所展現、發言的空間，誰能說國民黨統治下的世界沒有自由？但如果我們仔細去看這些自由，都是身份特殊的人所展現的自由，不是一般人的自由。不能從他們的自由去推論別人也有這樣的自由。與這一個問題更深刻且需要我們一起反省的：「自由的問題不是誰有誰沒有的問題，而是他本來就是人們應該享有的權利，而這樣的權利是制度的問題，不是個人的問題。舉例某人有哪一種自由去推論這一個社會的自由，在號稱民主自由的社會中，那僅是一種侮辱，不是證明或讚許。」所以，孫中山所提的一盤散沙僅是一種現象，卻無法推論中國人有自由，那是「政府不管」，不是「人民擁有」。而近代西方文化的重點不在人民有沒有這樣的自由，而是有沒有這樣自由的權利。就是這樣的差異，導致西方人以可預測性的政治社會運作的制度在生活，但非西方社會的我們卻必須在各種擔心下生活。近代與非近代社會最好的案例是楊逵的一段話。他說：他在日治時代，他們都知道講那一句話會被判多少刑期，那一句話不會被判刑，所以要不要講怎樣的話，他們事先都斟酌過了。但是在民國時代，到底講哪一句話會被關，哪一句話不會被關，都無法確定。因此楊逵在日治時代的反日言行，一共被關不到一年。但在民國時代一段不具挑釁、甚至站在政府角度的話，就被關十二年。不可預測性由此可知。
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強調的許多舉例，就外表來看，他們的確也如西方知識份子一樣，向當政者講話，甚至講出不一樣的話，但這些所謂的知識份子並不是一般人，而是有特殊身份的人。這種特殊身份的人享有講話或講不同話的自由，在許多國家、社會都存在，並不值得強調。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講話，僅只能說他們在「近代」、「中國」而被我們的媒體、文化強調而已。如果我們將「近代」撤除，在歷史上許多反當權者都講出不一樣的話，並也因為他們的社會地位與各種條件，讓當權者不敢對他們採取強烈壓制的動作。「講不同話」有甚麼特別呢？以這樣的角度來檢討雷震、蕭孟能、李敖所強調在文化、思想的功業，其實僅能推稱他們講不同的話，卻很難說他們很特別。
- 一個社會發展與知識份子在很多時刻都是共生的，知識份子的某些議題可以引導整個社會往好的地方發展，也可能往另一個方向發展，其關鍵點不僅涉及知識份子的立場，更重要是知識份子的社會脈絡與利益。明朝知識份子之所以沒有風骨，就是政治大壓力、科舉制度讓他們必須與政府結合在一起，否則就很難有好的生存空間。明朝社會風氣與各種發展讓人會有窒息感，難道不是和當時的讀書人與政治密切結合在一起無關？就是他們向政治強烈傾斜，願意讓政治豢養，並且為明政府很多難為一般人接受的殘暴行為辯護、哄騙社會各階層的人，明朝君王與社會怎麼會發展到那種地步？明朝後期會出現顧憲成的東林黨人，並不是那時的知識份子比較有風骨，而是朝廷出現分裂。讀書出身的官僚體制與當時的宦官集團鬥爭，但整體來說，當時的知識份子依舊是政治豢養的人而已。近代中國也是這樣，許多人都強調民國初年那時的知識份子有多少風骨，但那僅是在中國政治尚未完成專制統一體制時的現象，一旦完成之後，所有的風骨都消失了。在民國初年的胡適與1950年代的胡適為何不一樣？理論上，1950年代的胡適，他的社會聲望更高，國際地位更是崇隆，同時也是國民黨用來矇騙美國的幌子，他對國民黨講話應該更具份量，為何他這個「自由中國」發行人不能對「自由中國」負責人的雷震講幾句公道話，強調幾句雷震應該擁有的正義與基本人權？胡適在身份相對低微多了的北京大學教授時，他敢強調的自由、民主，那樣的膽識與勇氣，現在又到哪裡去了呢？因為政治統一的體制完成，如此而已。統一的政治權讓知識份子自由發展的空間被壓縮了，他們僅能利用政治給予的特殊條件去經營他們所謂有品味的生活。也因為權利來自獨裁政治者給予的，所以也就必須配合獨裁者演戲。李敖的外省人、特殊身份讓他有權力做某一些事情，而因緣際會讓他有機會闖出一片天。然而這些都僅是獨裁封建體制的現象，不是民主近代社會的現象。這些知識份子在當時固然敢於頂撞當權者，但這其中不也是利用當權集團內部的一些權利衝突創造的自由空間？這些空間就政權來說，固然有點自由，一如東林黨人也以他的社會關係創造一些與以往社會不一樣的風氣，至少敢於批評當政的宦官。然而當他的社會關係出現變化，前述的勇氣所創造出來的特殊地位與群眾魅力，都將因他個人關係與利益，全部被投入他的社會利益鬥爭中，這時，以往他講的話、所寫的那些擲地有聲的文章，此時已成往事，灰飛煙燼了。
這樣的現象也出現在目前中國對李敖、龍應台的言論自由問題。為何他們有辦法講一些不一樣的話？並不是他們很厲害，而是他們「不是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人」的身份很特殊。就以綠軍的角度去看龍應台現在在中國的言論，實際上有非常多的綠軍發言的內容都比龍應台深刻、清楚，更重要的是講出比龍應台更辛辣的問題與解答，龍應台目前對中國所講的話有甚麼了不起？就中國目前的知識份子來說，他們不是不知道，而是他們的身份如果講這樣的話，將會產生許多他們不想或不敢碰到的爭議，這是中國政府管得到、壓迫得到的領域，他們自保而迴避。龍應台今天在中國的地位不在他講話內容怎樣傑出，而是他身份特殊。今天你看他講話義正辭嚴，或許很欣賞他的見義勇為。但有多少人知道在八九天安門事件前，他人正在北京，當中國決定要武力鎮壓時，他帶著兒子倉皇逃出。重點不在他「逃出」，因為很多人都「逃出」，問題是他以甚麼樣的身份「逃出」，中國人？或者有海外關係，受到外國（德國）政府保護的身份，所以有能力優先取得機位，安全離開中國？這種特殊身份才是我們要討論整個中國社會發展與知識份子關係的重要關鍵議題之一。
1980年代的龍應台也是這樣。龍應台的論述有何偉大？龍應台這樣的特殊條件也不是現在才有，在1980年代就有了，他在當時寫出野火集那樣的內容，以現在的角度來看根本不算怎麼樣，那為何他能寫且刊登出來呢？各位試想在1980年代那樣的時空裡，難道別人就沒有能力看出龍應台看到的問題？寫出那樣的文章嗎？沒有。他們都有辦法，僅是他們沒有龍應台那樣的條件。龍應台當時有個外省籍的身份、擁有一個德國籍的男友，這是他在那樣的時空得以自保很重要的因素。然而在余紀忠出手安撫、拉攏，也納入國民黨的利益體系之後，叛逆的外省人龍應台就變成被收服的龍應台。2000年後的龍應台固然撐著野火集當招牌，實際上已經背叛1980年的龍應台了。
李敖、龍應台現在的許多表現，其實是充分自由的社會讓他們那些「自由」的社會關係曝光，也讓他們的利益消失，這使得他們以反叛他們以往號稱、擁護的自由民主口號來捍衛他們自己的利益。
如果我們將自由與不自由以邏輯數線來劃分，完全自由的社會屬於自由那一面，那專制社會呢？他們並不是處在不自由的那一面，而是隨不同的人而被列在不一樣的自由或不自由的位置。這也就是說在一個強調法治、平等的制度下，自由的社會一定是自由，但在專制社會中，人民不一定不自由。
知識份子在專制社會中不一定是被壓迫的，即令他是異議份子也是這樣。這種不一樣自由、享有不一樣權利的知識份子在那樣的社會中，他們或許意見不合，也或許對當政者有不一樣的看法與論述，但廣義來說，他們都可以被另一個利益既得集團所接收、聯繫，並因此得到相當多的利益。反政府的會提出許多他們自己的理想，並且讓許多反政府的非知識份子崇拜、欣賞，但這並不意味著那個知識份子與他的崇拜者有相同得社會脈絡與利益。因此，當他們發現自己的利益受損，即令這樣的受損是別人在實踐自己的理想，進而在各種調整過程中，必須犧牲自己某一些利益時，他們卻不一定會如以往那樣的反政府，反而會擁護那樣的政府、體制來打擊自己現在的政敵。專制社會裡面人民的悲哀，其實也是被這些軟骨知識份子所傷害。軟骨知識份子會找出一大堆理由來證明他現在的做法是對的，即令他損害民主與自由也都是可以原諒。他們也會強調在一堆的條件式下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反正「講道理」、「說服別人」就是他們的專長。但我們若順著他們這樣的指示努力，最後都是被出賣。因此我們看待、檢驗專制社會裡面的知識份子，不是他們講了甚麼？而是他們堅持甚麼？
超越偶像崇拜，直指理想與概念。檢查過去數十年來所謂知識份子的表現，再面對臺灣的變局，我們認為我們應該注意的不是哪一個知識份子、政治人物講怎樣的話，而是我們要堅持的是甚麼？因為在一個專制社會中，那些有辦法講偉大理論的人經常不是一般人，而是特殊份子，而他們所努力的也經常僅是他們的特殊權利，不必然是全民的權利，更不容易為全民的利益去犧牲自己的利益。因此，當我們認為自由是對的時候，應該堅持的不是那些喊口號的人，而是我們自己。
我們應該譴責那些為自己利益而犧牲理想的所謂知識份子嗎？我不認為。我們應該要譴責的，不是個人，而是社會制度，為何同樣是人，我們需要的是別人提出某些理念的指引，而不是我們直接對該理念的理解，從而肯定、堅持並執行那樣的理念呢？
我之所以會這樣說，乃是看清楚過去幾十年來的臺灣民主社會變化，這些路程上的許多先知、前輩，許多人都先後背離他們之前提出的理念，而以個人的利益為依歸。這樣的現象放諸於人生各種時候的狀況，那不就是常態嗎？許多人會強調每一個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為何這樣平常又深刻的論述僅存在口頭，不能在以往那些先知、前輩的身上出現？他們也是人，也應該有自己的利益，一如我們努力爭取自己的利益一樣。他們的背叛，與其說和他們的理想分開，不如說他們僅與他們的說法分開，卻和我們想像的偶像遠離。講的懸疑一點。他講的那些理想，不是出自「他」的口，而是理念經由「他」的嘴巴講出來。我們不應該相信「他」及他的「嘴巴」，而是相信理念。實踐、理解上帝的意旨是從遵守上帝的意旨、理念，不是從遵守教宗、神父、牧師所講的話。教宗、神父與牧師乃是協助我們理解上帝的意旨，不能取代上帝。這樣的論述也適用在佛與僧尼、神與道士的關係。
我這樣的想法要檢討的是偶像崇拜及被偶像出賣。其實許多後進國家之所以無法走向先進國家，乃是他們想盡辦法要將他們的領導者偶像化、神聖化，卻一次又一次被背叛。當這樣的背叛不斷出現之後，我們應該警覺的是：追尋偶像是常態，「背叛」也是常態。所以我們要努力的，不是要找出追尋正確偶像的方法，而是唾棄偶像、追求理念的方法。我們是因偶像提出我們喜歡的理念才追隨偶像，其最終點是追求理念，不是偶像。只有將我們的行動和理念結合，才是我們的真心想做的事情。
（作者為經濟學者，專長為經濟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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