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什麼植物啊
它的葉片很特別
竟從葉脈延伸出一小捲葉片
公視事件演變成新聞局以查帳為名,威脅要解除董事長職務,翻譯成白話,就是要以行政手段,將黑手伸入公視。我們以為,社會各界此時如不奮起說「不」,公共媒體的公益與公共性、台灣的新聞自由將以此為分水嶺而淪亡。 從監察院提出糾正書,及監事會據以決議8名新董事資格無效後,新聞局在法理上已經站不住腳。但整個事情卻被扭曲引導到管理問題、財務問題、以及個人問題。我們認為那些問題自有其處理機制,若現有機制不足,也應透過修法改善。真正的危機,其實是政治干預正在威脅公視的「獨立自主」,這才是社會應該關注的焦點。
一、我們要譴責新聞局違法濫權 監察院糾正書寫得很清楚,問題的根源在於,新聞局未依法請立法院協商,而自行主導審查委員的推舉作業,以致審查委員會不合法,董事資格發生瑕疵,才會衍生後來的種種糾紛。 二、我們也要譴責立法院自廢武功 公視法明明規定審查委員會必須經過立法院政黨協商共同推舉,立法院卻自我閹割,放縱新聞局濫權,也有很大的責任。更離譜的是,立法院國民黨團固然是黨政合一,不在乎新聞局濫權,人民期待應該扮演制衡角色的民進黨團,竟然也被蘇俊賓耍了。去(98)年七月底的公視董監事審查委員會組成,如果民進黨堅持要協商,就可在15位審查委員中,依政黨席次比例推薦4位,超過否決不當人選所需的1/4門檻,可以替人民好好把關;但民進黨竟然被蘇俊賓欺騙而不自知,不經協商而沿用修法前的13位審查委員,以致民進黨推薦的只有3位,少於1/4門檻而喪失了制衡的機會。 公共電視提供平衡的新聞報導,關心社會運動與弱勢族群,不但為社運團體所珍惜,也是整個社會所不可或缺。監察院的糾正案提供了一個新的契機,讓社會警覺黑手企圖伸入公視,乃起而捍衛。我們呼籲: 一、新聞局不可違法濫權,勿再硬坳,應遵循監察院的糾正書,回歸法制。 二、立法院應重新推舉審查委員會,重新增選不足的董事。讓公共電視趕快恢復正常,服務全民。 連署發起人:搶救公共媒體行動小組 共同發起人: 顏美娟 (台灣地球憲章聯盟執行長) 何宗勳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 謝明海 (公民記者) 馮喬蘭 (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林冠宏 (台北市八頭里仁協會理事長) 孫友聯 (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 鄭麗君 (台灣智庫執行長) 陳慧慈 (中央大學土木系教授) 草山生態文史聯盟 吳瓊芬 (家庭主婦) 張麗惠 (家庭主婦) 楊俐容 (親職EQ教育專家) 吳慧瑜(奇岩社區) 劉進興(台灣科技大學教授) 顧忠華 (政治大學社會系教授) 李筱峰 (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黃帝穎 (律師,台灣青年智庫理事長) 陳世洋 (會計師) 吳麗慧 (台灣教師聯盟理事長) 文魯彬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理事長) 楊燁(北投文史虹燁工作室) 薛麗妮 (雞籠文史協進會常務理事) 陳昭姿 (台灣北社社長 ) 林冠妙 (台灣北社辦公室主任 ) 吳靜慧 (樂樂青年客棧總經理) 陳儀深(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陳君愷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曾建元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賴中強 (律師) 林世煜 (人權作家) 胡慧玲 (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持續增加中) 歡迎各界新聞媒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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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社北京 1 月 3 日電】在中國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劇增正成為一種社會現象,他們因“大頭” (高學歷) 、群居像螞蟻而被稱為“蟻族”。雖然“蟻族”劇增的直接原因是大學數量的增加和金融危機的影響,但是與日本、韓國一樣其背景還在於社會的不平等。
“蟻族”正日漸成為中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之一。
位於北京中關村北面的唐家嶺是“蟻族”的聚居地之一。這裡像學生宿捨一樣的樓房林立,樓裡走廊兩側的每個房間裡住了好幾個人。
在中國就業難已經不是新的社會現象。 2009 年 9 月北京大學學者廉思的《蟻族》一書出版後,這一問題愈發引人關注。
一位來自河北的 24 歲男子說:「讀了以後感覺講的就是自己。」他於 2009 年 6 月從北京科學技術職業學院畢業後住在唐家嶺,雖然做為合同工在一家物流公司工作,但月收入僅 2,200 元 (約 10,100 台幣) ,並且沒有社會保障。
他說:「不指望獲得高薪,現在需要的是穩定的工作。」“蟻族”大多來自小地方,肩負著父母的希望、懷著成功的夢想來到了大城市,但現在卻嘗盡受挫的滋味。
1998 年中國的大學生還只有 340 萬人。 1999 年中國政府推出了擴大高等教育的政策。從那以後,不但高校擴招,私立大學也急劇增加。 2008 年中國的大學生數量達到了 2,150 萬人。
雖然政府的初衷是為經濟發展培養人材,但是中國身為“世界工場”需要的是簡單勞動者,希望當白領的大學畢業生則是供過於求。沒有穩定工作的“蟻族”僅北京就有 10 萬人,據稱全國約有數百萬人。
該男子憤怒地說:「雖然政府機關和國有企業最穩定,但是沒有關係就進不去。還有很多企業不招非北京戶口。」他還說:「在網上表達了自己的不滿,但是最近政府對網路的監控越來越嚴。」
中國社會科學院客座研究員高原基彰分析說:「年輕人因為經濟高速增長和自身所處狀況之間的落差而煩惱,這類似於日本的“工作貧困族”和韓國的“ 88 萬韓元一代”。對社會的鬱憤和不安也有相通之處。」“ 88 萬韓元一代”得名於描寫韓國年輕人就業難的暢銷書。韓國年輕人的平均約收入約 88 萬韓元 (約 24,000 元台幣)。
中國和日本一樣在市場經濟浪潮中非正式員工日漸增多,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另一方面,政府機關和國有企業等有穩定工作的既得利益群體卻在社會保障等方面享受優厚待遇。因此,年輕人愈發感到社會的不公平。
高原指出:「中國政府將大學畢業生和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做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兩大不安要素,對其抱有強烈的危機感。」
(2010/1/3)
副欄/Lim Bun-hoa (林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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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而,在公司內部,我們會發現某些人很習慣用「公司規定」這句話,來回答別人的問題,甚至直接回答客戶的問題。
接受到這個答覆後,有的人並不善罷干休,會持續追問「為什麼?」但是這類人依然以「就是公司規定」回答。個性較追根究柢者,會主動另循管道找尋答案;但是,個性較不積極者,經常就默默接受了。然後,當被他人問及同一問題時,也就不知不覺以「公司規定」答覆其他人。漸漸的,我們會發現,有部分特定的人,很習慣性的把「公司規定」,當作回答問題的標準模式。
所有公司的制度、辦法、規定,背後都有其政策目的、精神以及經驗的道理。一個積極、追根究柢者,在理解制度、辦法及規定時,必會先理解其背後的政策精神,以及前人經驗的道理。因為這樣不但理解、學習到這些寶貴道理,實際執行時,更因已抓住精神,而能很快運用自如。久而久之,做事的成效自然又快又好。其後,當其他人問及此一問題時,他肯定也能詳加解釋,協助別人充份理解、快速上手。
然而,只能回答「公司規定」者,假若不是官僚心態、明知而不答;肯定是自己根本不了解,只能用「公司規定」來搪塞。此一現象,反映了這類人「不求甚解」的任事態度,凡事不去推敲背後的緣由,只會「背制度」,而不是「理解制度」;同時,主管交待事物時,只會「照著做」,不知「為什麼要這樣做」,也從不問「為什麼要這麼做」。長期以往,自然學不到東西,也不長進,能力自然無法增長。
因此,在一個組織中,經常以「公司規定」、「主管交待」簡答問題而不詳加說明者,仔細檢核他的能力,必然乏善可陳,頂多只是「資深」而已。
組織中若是普遍存在這種現象,很容易造成「組織氣候」的惡化。因為對於積極者而言,他在做事時,勢必無法忍受在「不求甚解」的情況做事;倘使主管又讓這種習慣長期存在於組織中,個性積極者必然會對其主管的管理原則、管理能力,產生不信任感。另一方面,對於不積極者以及中性者而言,因為習慣於這種「公司規定」的簡答,久而久之,會不習慣深入追究事物背後的緣由,自己也會逐漸被帶入以「公司規定」、「主管交待」簡答問題。如此一來,整個部門組織將趨於死氣沈沈,產生劣幣驅良幣的反淘汰效應。
看似不起眼的「小習慣」,其實背後隱含了不追根究柢的任事態度,甚至無形中會導引出負向的組織氣氛,不可小覷。因此,主管必須細心觀察此一現象,組織中若出現以「公司規定」、「主管交待」簡答問題者,或是發現類似「他告訴我的」、「主管說的」之類的口語,都要能適時糾正。從小處著手,即能逐步導引出主動、積極的組織氣候。(Y5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