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記事-100-土地公誕辰

2009/02/26

今天我的生活記事破百

今天農曆2月初2土地公誕辰

在此給土地公獻上祝賀---

當然今天清晨先到住家附近的土地公廟給祂老人家賀壽

晚些時候則前往公司所在地的福德正神給土地公拜壽

那兒還有酬神祝壽的布袋戲演出及道士的頌讚福德

生活記事-99-理性與感性的美學觀

2009/02/26

昨夜參加台中市傑人會2月份月例會

會中有一場演講---理性與感性的美學觀

講師由會友林雨真會友擔任

她畢業於南亞建築

她是現任CSID中華民國設計協會監事

她是IFI國際室內建築師聯盟國際會員

她是APSDA亞洲太平洋空間設計師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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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她用她到歐美旅行的照片來演述----理性與感性的美學觀

感動的是她對會場的用心佈置

感動的更是她動員她公司全體加上她媽媽與舅舅來幫忙佈置

一場演講會讓她從年初就慎重其事的發邀請函

這些過程遠勝於昨夜的演講

那過程應該就是一位美學專家理性與感性的美學觀

昨夜我們見証了台灣桃園這位空間設計師

一位年輕女性對唯美的執著與堅持

生活記事-98-閱讀-南美攀登記

2009/02/23

昨天閱讀了南美攀登記

作者是台灣2位首登世界七頂峰之一南美最高峰阿空加瓜峰

她們如願登上阿空加瓜峰的記錄

這本書讓我更了解原來登外國的山可以這樣--------有趣

讓我心中種下一顆有機會攀登阿空加瓜峰的種子

因為她們參加的國際攀登隊甚至有---沒任何登高山經驗的人呢.

對了.這兩個女作家.女登山家是-----李美涼及林乙華

生活記事-97-閱讀-雲端的帳棚

2009/02/23

人總是需要激勵的

不論是回想過去或展望未來

尤其信心動搖或意志不堅時

在事業上的回顧----創業時的艱辛及業績的開創

在育樂心的回顧----曾走過的美景及呼吸陡行的山徑

在閱讀書的展望----體驗作者將他的人生歷練轉成豐富的文筆

這回閱讀馬可孛羅出版社出版.莫妮卡.潔克森與伊麗莎白.絲瑞克合著的雲端的帳棚

她們3位女性探險家於1970年自組探險對到尼泊爾探勘位於喜馬拉雅山境的求嘉喜馬一帶

她們面對當年皆是男人探險的大男人沙文主義.為了這次探險用9個月作週詳的計劃

最後在求嘉喜馬登上尚無人抵達的當時尚未命名的蓋爾金峰

在約60天的探險之旅活動借由作者謙虛與漫妙的筆觸記下這段歷史

讓生於1966年的台灣的我感受到英國女性的偉大

很生動的描述了她們與雪巴人挑夫的相處與冰河山徑的美麗

也因此再次燃起我的探索台灣美麗山徑的慾望

所以-----------------下個月我將前往--------------嘉明湖.三叉山與向陽山

祈待與台灣的山林美景相遇.

生活記事-96-閱讀植村直己的極北直驅

2009/01/19

昨天原本要去一間叫做--東海書苑的特色書店.獨立書店.

那是收聽海洋之聲時陳彥彬先生的節目時得知有這麼個地方.

上網查她的地址在中港路2段.但去那兒卻只有金錢豹KTV.

繞了幾圈還是找不到.索性往河南路的台北山水.賣登山用品的.

找阿杜敗了2個SNOW-PEAK雙層杯+鈦湯匙+阿杜介紹的這本書-----植村直己的極北直驅

哇勒.沒幾樣東東.但都是好貨.得4.2群小朋友耶.

回來後趕緊閱讀這---植村直己的極北直驅.那是作者於1974年的著作.

他完登且是獨自完登五頂峰.他創了許多日本探險的先峰.

這本--極北直驅.是介紹他計畫橫渡南極前.獨自前往丹麥格凌蘭作極地訊訓練.

和愛斯基摩人學習極地生活的書.那個年代1973年的格凌蘭.1973年的愛斯基摩人.

由他筆下許許如生的描繪出食+衣+住+行+育+樂.讓我仿若置身其中的植村直己.

這本書讓人有前往和愛斯基摩人學習極地生活的慾望.

生活記事-95-靜心沉思觀呼吸

2009/01/16

上一篇網誌的照片很美

讓她多留些日子

一晃也過了一個禮拜啦

上個星期五去大坑走山

剛好碰到美麗的雲彩

用手機把她留下來

大家共同欣賞自然之美

生活記事-94-蜜蜂的故事

2009/02/09

不景氣的年代

朋友的來信多了許多激勵身心與安慰大環境的文章

來信轉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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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的故事　作者：楊田林　2008.12.10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以前經常來台灣，當年台灣省長宋楚瑜是必然招待的官員之一。







李光耀總理每次來台灣都會買蜂蜜。有一次宋楚瑜忍不住問：「新加坡不是也有蜂蜜，您為何都要在台灣買蜂蜜？



李光耀答道：台灣蜂蜜品質比較好！」







宋楚瑜更不解了，再問道：「新加坡不是一年四季如春嗎？蜂蜜品質怎會不好？」







李光耀說：「我也搞不清楚，所以我就請專家學者去研究。」一年後提出報告是：「因為新加坡一年四季如春，所以蜜蜂比較懶惰。」







宋楚瑜聽了覺得非常有趣，真是前所未聞。說道：「台灣農業改良技術不錯，我派一組專家幫新加坡改良蜂蜜品質好了。」







於是宋楚瑜就請當時的農林廳派了一組養蜂專家，以及幾百箱的蜜蜂到新加坡。







一開始，新加坡蜂蜜品質果然大幅改善，可是過了一年，蜂蜜品質就跟當地原本品質差不多了。研究結果是：「台灣去的蜜蜂，也因為新加坡四季如春，沒有颱風嚴冬、狂風暴雨，所以很快就入境隨俗。」







以上故事是我十多年前在前往台中演講，在飛機上巧遇當時台灣省教育廳長陳英豪告訴我的故事。







環境太優渥，動物昆蟲也會「好逸惡勞」，更何況是人類。







這我想起幾年前景氣好時，有一次我在台北一家企業親自目睹一場令我印象深刻的招募面談，人事經理親自面談一位剛大學畢業退伍的男生。



談到最後，經理問：「你還有何問題要問我？」



應徵者說：「請問你們有沒有停車位？」



經理說：「我們有兩個停車位。」



應徵者說：「那能不能給我一個？」







經理跟我聽了都當常傻眼，過了十幾秒鐘，經理說：「我們兩個停車位一個給董事長，一個給總經理，我人事經理都沒有停車位，怎麼可能給你！」







應徵者又說了一句話，讓我差點從椅子上跌下來：



「你們不能給我停車位，那你們每個月要多給我4000元車馬費，我才要來上班」







那次應徵面談的結局當然可想而知！







景氣好時，找工作流行一句玩笑話：「錢多事少離家近，位高權重責任輕，睡覺睡到自然醒，數錢數到手抽筋。」







現在遇到金融大海嘯，全世界都不景氣，企業都在裁員減薪，我在想：當年那位要求有停車位的年輕人，不知此時作何感想？







不景氣有很多的負面，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不見得是壞事，會讓我們重新省思我們的「工作態度」，「工作價值觀」與「工作倫理」！







就如同台灣因為有颱風嚴冬的淬煉，所以造就了台灣蜜蜂更勤勞，蜂蜜品質更優異！







有句古話「多難興邦」，台灣每年都有颱風侵襲，也有不定時的地震威脅，加上地小人稠，國際處境艱難。也因此鍛鍊出台灣人的堅韌性格，有彈性，善於應變的能力。







這次金融大海嘯，也是老天爺在考驗全世界，台灣平時早已歷經颱風地震各種威脅淬煉，我相信我們也會度過這個難關的！找到自己的出路！

生活記事-93-閱讀鍾理和的笠山農場

2009/02/07

近來的閱讀---鍾理和的笠山農場

由前衛出版社所屬草根出版社出版的台灣文學名著之9

內容描述經商有成的劉少興因為嚮往山裡的純樸與寧靜

借由好友的介紹買下800多甲的山林----命名笠山農場

劉少興帶著二兒子劉致遠及么兒劉致平由下莊移居笠山農場

開始他們屯墾山林的開發事業---------為了種植咖啡

那是在日制時代的故事.大家對咖啡一無所知.但夢想著它的經濟效益.

作者把這段開闢山林的情節灌入一般客家人與福佬人的辛勤耐勞情節.

從書裡像看電影劇本般的讓經歷過鄉村生活的我能似身歷其境一樣體會時空.

這當中作者藉由年少的劉致平與同宗劉淑華小姐的深層愛慕情宜.

表達那個時代同姓男女戀情的艱辛.看在現代---2009年距當年約1923年代的時空.

竟有那麼多的進步啊.在那同姓不婚的時代.這對戀人的故事以淑華受孕.致平懇求

封建的父母.或說愛面子的父母成全遭拒.而在朋友的支助下最後帶著淑華私奔.

作者一路寫來讓我讀的心情緊張.為這對情侶抱屈.

而這其實也是作者自身情感的表白.因為那樣的年代鍾理和一樣愛上了同姓的鍾台妹啊.

在父母.禮教的無法容忍的年代.他選擇帶著台妹遠走中國的異鄉生活.

那艱辛不被祝福的婚姻是多麼的困難啊.然因為愛情的力量讓這對苦命夫妻無怨尤.

後來終戰後鍾理和攜眷返台.因為他體若多病.甚至因染上肺疾取掉肋骨.耗盡家產.

在那樣困頓的環境裡台妹無怨無悔的肩起養家活口的重擔.讓理和能專心文學創作.

而有經歷如此生活後寫下的這部他唯一的長篇小說-----------笠山農場

這真正是血淚編織出來--------------------偉大的愛情啊

值得你我花點時間進入這部小說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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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因為我的丈人他們在日制時期也是由平野內新莊移墾到太平山上的東汴

那個他年輕的年代.由他的父親帶著他們遠離田園入山闢墾.開山燒碳種果園的經歷.

所以讀這部小說時.我把自己化身書中的致遠.或說我化身我的丈人年少的春風.

在那東汴的山上巡山.開山.植栽及追尋那美麗的愛情....................

你猜-------------誰化身淑華

築起愛的情節.

生活記事-92-舒張壓過高的高血壓

2009/02/05

因我有這毛病

所以上網找了這資料

來自奇摩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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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張壓過高的高血壓

請問您血壓有每天定時量嗎 通常下午的血壓會比上午高而且要每天定時量血壓 測量前不做運動 精神狀況穩定時量的較精準



目前血壓的分類仍是以門診時所測得的數字為依據，患者至少要靜坐五分鐘，使用的測量血壓計要定期的校對，至少要測量兩次，取其平均值，並要經兩次門診確認。



因為，血壓會隨著許多因素變動的，如緊張、壓力、運動、失眠、喝酒，甚至其他突發的身體病痛都可能引起短暫的血壓升高，未必是真的高血壓，也未需要長期治療。

舒張壓太高型態的高血壓成因為肺功能不正常，在肺部二氧化碳與氧氣的交換不充分，使血液中含氧量太低，身體之自我補償功能為使全體細胞得到充分的氧氣供應，乃將血液循環系統的血壓背壓（即舒張壓）提高。這是身體之自我補償功能



血壓正常值是收縮壓小於120毫米 汞柱高，舒張壓小於80毫米 汞柱高，意思是這兩者都不能超過



第一期高血壓是收縮壓140至159毫米 汞柱高或舒張壓90至99毫米 汞柱高。



第二期高血壓是收縮壓大於等於160毫米 汞柱高或舒張壓100毫米 汞柱高。



在用藥治療時，第二期高血壓一開始就可以合併使用兩種不同類別的降壓藥物。

如果您只有量過一次的血壓 建議您這幾天定時量血壓 如果還是舒張壓較高的話 建您至醫院做更進一步的檢 查並依 醫師看是否該服用降血壓藥物

生活記事-91-健康新知：血壓判讀新指標—收縮壓

2009/02/05

來自台灣海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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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新知：血壓判讀新指標—收縮壓



[大紀元]



[2008-07-17 09:42:50]



【大紀元7月17日訊】(大紀元記者簡鴻梅綜合編譯報導) 歐洲一份醫學報告發現，造成老年人心臟病致命的關鍵因素，其實是來自於動脈內的收縮壓(Systolic pressure)，也就是心臟收縮時的最高壓力。相較於傳統測量血壓的著重舒張壓及收縮壓正常值，這份研究提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論述。





收縮壓與心血管疾病密切相關

血液會反映出身體循環狀況，是心臟幫浦功能、血量及組織血液灌流情形的重要指標。而人體的血壓會隨著心臟的跳動而變動，心臟收縮時血管內有最大的血液量，此時的血壓稱為收縮壓。心臟舒張時血管內有最小的血液量，此時的血壓稱為舒張壓。據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標準，收縮壓140mmHg以上，而舒張壓則為90mmHg以下。

以往的血壓判讀同時著重於收縮壓及舒張壓，只要其中之一數值過高(收縮壓高於160mmHg，舒張壓高於95mmHg)，便視為高血壓。



然而根據蘭生醫學期刊（Lancet medical journal）的研究，卻指出收縮壓才是真正造成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因素或關鍵因素。研究指出：有75%的高血壓患者都超過50歲，而對於這些高齡患者而言，偏高的收縮壓與心血管疾病關連性極大。高血壓的病人中，以收縮壓偏高及脈搏壓偏高(脈搏壓= 收縮壓－舒張壓) 的病人，預測疾病發展情況較差。因此，傳統以老年人的舒張壓做為診斷方向其實並不合邏輯。



高血壓的成因



臺灣網路醫院指出：有90%至95%的高血壓個案成因均不明。事實上，一個人可能在患有高血壓數年後才會得知自己有此情況，因此高血壓也被稱為「無形殺手」。可能的成因則包括家族遺傳、高鈉鹽飲食、酗酒、缺乏運動、壓力及吸煙等。



藥廠研發新標的



目前高血壓的治療仍多以藥物治療為主。雖然市面上已有許多非專利的高血壓藥物，如ACE抗化劑（inhibitors）、受體阻滯劑（beta blockers）及利尿劑等，價格非常便宜公道，但市售的高血壓藥劑卻仍是獨佔鰲頭，高居用藥類別排行榜的第一名。銷售量第一名的產品就是瑞士諾華藥廠（Novartis）的得安穩（Diovan）降壓藥，僅於2007年在全球的銷售額便達50億美元。



因此，研發新的抗高血壓治療藥物，提供正確用藥、減少病患誤服不必要且有害的藥品，是有良知的藥廠應盡的責任，也是未來藥廠研發藥物的目標。



高血壓患者應注意之事項



醫師表示，除了藥物的治療以外，生活飲食的調理也非常重要。



1. 定期做血壓的檢查。

2. 注意自己的體重，將體重維持在正常值之內。

3. 低鈉及低油飲食，並補充鉀的攝取。

4. 不吸煙、不喝酒。

5. 不用過冷或過熱的水洗澡。

6. 適當的運動。

7. 充分的睡眠與休息





(http://www.dajiyuan.com)

生活記事-90-美國“暫時”不需要中國？／劉罡, WSJ

2009/02/05

世界情勢依附個自的利益

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與朋友

台灣

常常在強權的利益爭奪戰裡被---出賣

今天收到朋友的來信

見證世界最民主自由的美國與世界最集權反民主自由的中國

因為經濟利益的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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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暫時”不需要中國？／劉罡, WSJ

chinese.ws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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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可以認為，歐巴瑪在拯救美國經濟方面暫時並不需要中國，至少是不需要中國大手筆購買美國國債？美聯儲已決定出手購買中長期美國國債，說白了就是開動印鈔機向金融體系注入美元。

　在目前這種特殊情況下，美國“自產自銷”救市資金或許更符合其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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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政府和中國精英人士對歐巴瑪政府無疑是有許多期待的，恐怕許多朝野諸葛亮已經算定，這位被金融危機打得半懵的新總統將迫不及待地展開“擁抱大貓熊”之旅。



　然而令中國人大跌眼鏡的是，美國新科財政部長蓋特納竟在致國會的書面陳詞中直言不諱地斷定：中國是匯率操縱國，並說歐巴瑪政府會「積極使用所能採取的所有外交手段，敦促中國改變在匯率上的做法」。希望有多大失望也就有多大，溫家寶總理之所以在達沃斯論壇上以嚴厲措辭指責美國，“由愛生恨”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蓋特納的此番“出格”言論迄今為止似乎沒有在國內外贏得多少讚許，歐巴瑪政府在即將海量發行國債之際偏偏要得罪中國這位大債主，難怪要被不少人譏諷為“還太嫩”。



　然而就算歐巴瑪從政經驗不足，可他當選總統後有兩個多月的時間可以考慮自己就職後的施政方針，在制定對華政策上他還不至於“現上轎現扎耳朵眼”吧；更何況歐巴瑪政、經班子的要角都是資深老手，蓋特納對華充滿火藥味的書面陳詞竟能被他們放過關，其背後原因恐怕不止是要在中國面前抖抖威風那麼簡單。



　是否可以認為，歐巴瑪在拯救美國經濟方面暫時並不需要中國，至少是不需要中國大手筆購買美國國債？美聯儲已決定出手購買中長期美國國債，說白了就是開動印鈔機向金融體系注入美元。從常理講，這種無本生意會加大通貨膨脹壓力，導致美元貶值，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下策。然而現在是全球面臨通貨緊縮威脅的特殊時期，適度的通貨膨脹壓力可能反而對推動經濟復甦有好處。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等人早就指出，由於貨幣貶值會推高進口產品的價格，因此可以有效提振市場對未來價格的預期，遏制甚至扭轉通貨緊縮勢頭。



　而由海外資金來購買美國國債則產生不了這種效果。外國政府手中的美元主要來自這些國家對美貿易的順差，它們對應的是美國進口產品減去出口產品後多出來的那部分貨物，簡單的說，這部分美元就相當於美國給這批“賒欠”貨物打的白條 (憑條) 。如果美元貶值，這些貿易順差國“賒給”美國的貨物也會減值，因此美元升值符合它們的利益。購買美國國債的資金中來自對美貿易順差國的越多，美國肩上維持美元強勢的壓力就越大，而強勢美元又會鼓勵世界各國對美出口，從而加劇美國的通貨緊縮壓力，延緩美國的經濟復甦。



　如此看來，在目前這種特殊情況下，美國“自產自銷”救市資金或許更符合其自身利益。



(2009/2/4)



本文原刊載於 http://chinese.wsj.com/big5/20090204/EDR151828.asp?source=rss

生活記事-89-紅酒與白酒

2009/02/04

近來每日喝少許紅酒或白酒

因而對酒想更深入的了解

雖然上回湘鈴酒莊的謝玉峰先生介紹了品酒文化

及年前廖董事長言談間提到紅酒---他.每天半杯.持續6年

從家樂福300元喝到6瓶20萬的紅酒還設了酒窖

喔.............喝紅酒很有學問的

所以上奇摩知識學習求知

以下資料來自知識-------------------------------

紅酒就是紅葡萄酒,白酒就是白葡萄酒





但葡萄酒在西式餐飲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酒杯的曲線玲瓏，酒色的光艷奪目，已經先朔造出用餐的浪漫氣芬；隨著不周的菜餚，搭配不同的酒式，使口感更和諧，風味更突出。與良伴選用一瓶好酒，搭配一頓美食，應該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

葡萄酒與食物的搭配事實上是相輔相成的，譬如，紅酒中的「單寧」，可使纖維柔化、感覺肉質更加細嫩；白酒中的「酸」，可增加口感的清爽活性，就海鮮而言，並具去腥作用，這些都是葡萄酒來襯托食物之例。相對的，食物亦可來調節葡萄酒在口中的感覺，譬如，大家可能有這種經驗：當品嚐一瓶年輕的波爾多紅酒，因單寧仍重，在口中感覺澀味十足，但是若配上一口食物，尤其是富蛋白質的肉類，立刻會感覺酒較為柔甜，這是因為蛋白質與單寧結合，並使單寧柔順，就如同一杯苦澀的濃茶（茶亦富單寧），當加入一些牛奶後，會頓覺好喝；又如有人可能不喜歡光喝帶甜之白酒，但是若配上有厚重奶油醬汁的食物，因口感之比對，會覺得甜味會退去，一些原本無法查覺的香味頓時，常令人有驚艷之感覺；再如乳酪與紅酒的絕配，亦是單寧與蛋白質的結合，反之，乳酪配白酒就必需有選擇性。

雖然常可看到或聽到一些葡萄酒與食物的搭配原則或方法，總覺得太籠統，譬如"白酒配白肉，紅酒配紅肉"。在此依據個人一些經驗，以供參考：



(1) "白肉配白酒，紅肉配紅酒" 是否正確？意義為何？



"白肉配白酒，紅肉配紅酒"的原則基本上是正確的，但需真正瞭解它的理由，才能正確有效的運用在實際選酒上。所謂紅肉，係指烹調後顏色呈紅褐色或帶血水之味道較重的牛、羊肉，鴨肉因纖維多味道重，亦被歸到紅肉類，這種食物通常配上濃重的醬汁。紅肉配紅酒，最重要的原因是紅酒中的「單寧」，可使纖維柔化、感覺肉質細嫩，再加上肉中蛋白質與單寧起化學變化，使肉汁感覺更甜美。紅肉配白酒不適合之原因，除白酒缺乏「單寧」外，另外的原因是白酒一般口味較清淡，若搭配口味較重之紅肉或較濃重之醬汁，會蓋過白酒，感覺平淡，如飲白水。所謂白肉，至於白肉，指烹調後顏色呈淡白色之海鮮、豬肉、雞肉等，亦有人將味道較輕之小牛肉或羔羊肉歸於白肉。白肉配白酒，最重要的原因是白酒中的「酸」，可增加口感的清爽活性，就海鮮而言，並具去腥作用，效果就如同一般在烹飪魚或海鮮時，會滴上檸檬汁一樣；就豬肉、雞肉、及小牛肉而言，因這種食物口味較淡，肉質較細，通常會配上味道較輕之醬汁，搭配合口味較輕之白酒，以免蓋過。這裹必需強調的是，紅酒，尤其是高單寧之紅酒，切忌搭配腥味較重之海鮮，如蚌、蟹類，會讓你（妳）更覺得滿口腥味，甚至有令人不舒服的金屬味。

參考資料

http://www.geocities.com/NapaValley/5773/online/a027.htm





紅酒vs.白酒　是"葡萄與葡萄皮"





這問題我以前也有疑問，本來以為紅酒是紅葡萄釀，白酒是白葡萄釀的，後來看電視才知道，原來顏色是因為皮的關係，紅酒是未去皮的，白酒是去皮的，所以紅酒多了葡萄皮的澀味，而白酒則比較沒有。



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紅酒與白酒是不一樣的。紅酒是紅色或紫色，

白酒則是黃或麥黃色。但是這兩種酒到底有什麼實質上的差異？



■葡萄皮■

紅酒與白酒最大的不同在於釀造的過程是否使用葡萄皮。白酒在釀製時先去皮。而紅酒則是連皮浸泡，以萃取葡萄皮中的顏色與特有香味。葡萄皮裏的丹寧(tannin)可增加紅酒不同的口感，也比白酒更耐久藏。丹寧其實就像天然的防腐劑。



■不同的葡萄品種■

釀造紅酒與白酒的葡萄品種是不同的。經常提到的釀酒品種(varieties)大概有百種以上。每一種葡萄都有它自己的顏色，香味(bouquet)與口感特質。而一款酒中也是常常混合多種葡萄品種釀製而成。



最常看到釀造白酒的葡萄品種包括：夏多內(Chardonnay)，白蘇維濃(Sauvignon Blanc)，榭密雍(Semillon)與麗絲玲(Riesling)。釀造紅酒的葡萄品種則有：卡本內蘇維濃(Cabernet Sauvignon)，梅洛(Merlot)，黑皮諾(Pinot Noir)與希哈(Syrah/Shiraz)。在下面的課程中我們將會仔細研究這些葡萄品種，而了解這些葡萄品種的特性更有助於你選酒。



許多人認為紅酒就是紅葡萄所製，白酒就是白葡萄所製，其實不一定正確。紅酒和白酒最大的差別，在於發酵過程中是否有葡萄皮。紅酒顏色較深，顯示有葡萄皮一起發酵，白酒則沒有。正因為這個道理，一般咸認為紅酒的功效大於白酒。



紅葡萄酒在製造過程中，因為是整顆葡萄下去壓榨發酵，所以完整的營養成分盡在釀好的葡萄酒裡。它的好處包括有：



1.紅酒裡有葡萄皮和籽釋放出的酚類物質，如紅色素、類黃酮素，可幫助人體提升「好膽固醇」（HDL）的比例，幫助對抗動脈硬化，預防中風及心肌梗塞，並減少高血壓的發生率。



2.紅酒中所含的丹寧，可抑制細菌繁殖，有抗發炎與幫助消化的作用；所含之維他命C、E、β胡蘿蔔素，具有抗氧化功能，可有效防止老化、免疫障礙、動脈粥狀硬化、心血管疾病、腦血管病變及癌症。



3.紅酒還具有補血功效。紅酒含豐富鐵質，加上酒精本身有活血暖身的作用，可改善貧血、暖腰腎，尤其女性經痛時喝點紅葡萄酒，據說可改善腹腔和子宮的血液循環，緩解經痛與痙攣。



參考資料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1005022403089



參考資料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1105051610261跟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1105051602471

生活記事-88-當工廠煙囪不冒煙

2009/02/03

昨天開工

結束了9天的假期

到台中市工業區和中科園區走訪

雖然早已知道景氣陷入寒冬急凍

但車開到園區時那股寧靜讓人生畏

記得上回來此車水馬龍工地熱騰騰

今朝卻是超乎想像的靜

好似大家還在休年假似的

讓我心頭湧現一幕哀傷

若大的園區一味的爭奪那日產能量

不斷的擴廠擴廠再擴產的金錢遊戲

如今世界性的經濟緊縮

再大的產能都變成庫存

冷卻塔不運轉了

廢氣塔沒煙冒出

馬達聲音漸小了

物流人龍不見了

一切靜悄悄

生活記事-87-尼特族(啃老族) 與寄生蟲

2009/02/02

以前養兒防老

現在養兒到老

在日本有個名稱----------尼特族(啃老族)

其實關鍵點都是父母的態度

如何預防養出-----------

尼特族(啃老族) 與寄生蟲

看看朋友寄來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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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特族與寄生蟲的差異在哪裡？這恐怕是很多父母痛心的自問。一個關鍵時刻、兩個關鍵思維，釐清帶種與放縱的界限。







在日本社會裡，這幾年出現一種「尼特族」（NEET），指的是：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意即不升學、不就業、不進修的十五到三十四歲年輕人。他們很多是長期在父母羽翼下成長，一旦到該進入社會的時候，卻喪失做決定的能力與勇氣。他們通常缺乏自信、人際關係孤立，不肯面對由校園轉換到社會的挑戰。或是曾在職場受到挫折，而不願再嘗試。







依據日本勞動機構的調查，目前日本尼特族已超過六十二萬人。父母過度保護，是養出尼特族小孩的主因。經濟成長搭配上少子化趨勢，父母大都有足夠的經濟能力，也願意一直金援小孩。尼特族一旦遭到挫折退縮到家裡，父母也不向小孩施壓，漸漸讓他們成了足不出戶的隱蔽青年。







而尼特族中也不乏曾是「乖乖牌」的小孩，從小接受父母的安排，為符合家庭的期望不斷讀書、補習，長大了才決定以消極的態度表達抗議。





尼特族繭居家中的時間一旦越拖越久，就業競爭力就越薄弱，惡性循環造成個人、家庭，甚至是社會沉重的負擔。







造成「尼特族」的重要推力，正是不放手的父母。父母不放手，小孩不放膽，他們錯過人生關鍵的試誤（trial and error），結果就是即使七老八十了，心裡仍在青少年階段徘徊。



中正大學心理系教授黃世琤，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她很清楚父母「放手」內心要修練的五大關卡：

一、缺乏信心：父母覺得只要一放手，孩子就跌倒、失敗，所以不願放手。有時父母越缺乏信心，子女就越會跌倒。

二、失落感：孩子失去掌控、連絡，父母覺得被孤立，被忽略，像風箏斷線，面對空巢的失落。

三、羞辱感：子女的行動讓父母蒙羞，父母把子女的失敗，視為是自己的失敗，在親友面前抬不起頭來。

四、憤怒：雖不反對子女的決定，但過程中沒有和父母商量、討論，父母最後才知道，感到憤怒。好比，都快要結婚了，父母最後才看對象。

五、擔憂受傷害：子女遭受重大損失傷害，父母失去孩子，面對折翼傷痛。





不同的父母，面對大小不一的關卡。最高行政法院書記官伍榮陞，五年前妻子罹癌病逝後，就父兼母職的照顧四名子女，經常忙得心力交瘁「她走的那一年，每天早上我送完孩子，一間間關完燈，我就出不了家門，呆坐沙發哭一場。」栽培子女讀書成材，是妻子的心願，更是承諾。



排行第三的長子伍家鼎，在爸爸做菜時，經常進廚房幫忙，沒想到幫出興趣。



當今年三月，他提出要念職校、想學做菜時，伍爸爸一口回絕「不可以！」「我們家不是當律師，就是醫生。」



父子陷入冷戰，後來，他無意間看到兒子作文寫到「夜晚萬盞閃亮的霓虹燈，卻沒有一盞是屬於我的。」才體悟到兒子想走另一條路，都得不到支持的苦。

現在，伍家鼎是私立開平餐飲學校高一新生。







他覺得自己做菜很有天分：「做菜給我的成就感，跟考試的成就感不同，一個是願意做的成就感，一個是不願做的成就感。」



雖然將來他仍不確定是五星級餐廳大廚，還是擺麵攤的老闆，但是他的父親放手，讓他試路。



關鍵時刻：青少年期的試誤　回頭時間成本低，叛逆能量可善用



政大心理系教授陳皎眉表示，如果說試誤是人生必經的階段，那麼青少年期，就是試誤最關鍵的時刻，「因為即使發現路不對了，回頭的時間成本最低。」



而且青少年叛逆期有很強的能量，聰明的父母善用這股力量，可將它導向正面用在自我探索上。







「沒有任何心理學工具，比得上父母對孩子的觀察與瞭解。」



父母是最親近孩子的人，如果父母看不出孩子的天分，其他人很難做得更好。



父母是協助子女開發潛能最關鍵的人物，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羅夫（Joseph Luft）與英格漢（Harry Ingham）發展出的「喬哈利之窗」（JohariWindow）可以解釋其中關鍵：每個人都有不為人知的潛力，或者連自己都不知道的天分，只有親子之間能夠坦誠，孩子才會將隱藏的那個自己打開來，告知父母自己要什麼，而自己又有哪些天賦是父母沒有注意到的；另外，父母也應該給予子女誠實的回饋，協助孩子找到連他們都不知道的潛能。



台大心理系畢業，又有商學學位的李明融是一個帶種的爸爸，因為他支持讀了兩年大學的女兒李盈瑩，放棄文憑的執著，轉讀餐飲職校。他不在意親友對他不支持孩子讀書的批評，因為人生路漫漫，他看到一個更真實的世界：身邊成功人士雖多，但快樂的人很少。文憑，無法讓女兒更快樂，這就是事實。





問題是，「帶種父母」與「放縱父母」之間的界線，在哪裡？如何確認孩子是在逃避學業，還是探險人生？

這確實是很大的挑戰。



有三個選項：



一，如果你是總統的父母；



二，如果你是王建民的父母；



三，如果你是日本「尼特族」的父母。







哪一個角色，最需要帶種？



答案是第二選項：王建民的父母。



當一個總統或者尼特族的父母，需要承受的風險並不大。



當一個孩子沒有變成世界級棒球明星之前，誰都不知道他的嘗試成本有多大，尤其當他在青少年時期，有能力考上台大機系時。所謂的風險，包括，他可能變成簽賭案的球員鋃鐺入獄，也可能是被球隊淘汰後的計程車司機。



一如李明融的角色，在某些人的眼中是「帶種」，但某些人的眼中叫做「放縱」。





關鍵思維一：把孩子當大人看待　孩子做出選擇，父母就必須退後







帶種與放縱之間，是有不同。

哈佛大學心理學博士愛卜斯坦（Robert Epstein），在二○○七年四月出版的新書《在每位青少年中再發現成人》（The case against adolescence: Rediscovering the adult in every teen）建議父母：「想要培育出負責又快樂的青少年，就必須將他們當成人看待。」



他強調，每位青少年都有成人的特質，父母必須主動給予青少年成人般的權利與義務，才能夠誘發青少年的成熟度。





至於如果父母想要判斷，青少年只是好玩隨便想想，還是認真想要嘗試某一個生涯方向，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問」，再觀察孩子的反應。



陳皎眉舉例，當孩子因為喜歡扭蛋，說要去開店，父母可以問問：「你知道開店是什麼樣子嗎？」如果孩子說不出所以然，或者聽到開店要處理那麼多事，就打了退堂鼓，父母大概就知道，孩子並不當真。



像伍榮陞數度觀察伍家鼎，發現他積極蒐尋餐飲方面的資料，「布局很久」，於是知道兒子是當真的。





如果孩子清楚選擇，而且堅持要做，即使有風險，父母也必須退後，讓他們承擔後果，陳皎眉表示：「對父母來說，最難的事其實是體悟，



『雖然你能給的很多，但也就只能給到這麼多』



（You can do so much, but only so much.）。」





關鍵思維二：挫折不能無止境　以階段性目標，培養自主與信心

除了要求孩子，在試誤的過程中，必須為自己負責之外，黃世琤還指出一項父母千萬不要犯的錯誤，那就是讓孩子停留在「重複挫折」的階段。

她在長達七年的心理輔導臨床經驗中發現一個現象，任何人如果試來試去都沒有成功找到認同的目標，他的自主性會越來越弱，就越來越不能做決定，就越難發展認同。







一旦自我懷疑的想法在年輕人的心中浮現，這時想要嘗試追求自我的動力反而會降低，孩子也就失去「帶種」的動力。

她提醒家長，由於時間與資源有限，試誤不可能沒有止境，但也不可能一蹴可幾。







放手是可以一步步來的，就像《聖經》中描述的，老鷹教導小鷹飛翔，



先是拆掉鳥巢最細緻的底層，露出枝枒與荊棘，再來才是驅趕小鷹離巢飛翔。







黃世琤表示，「能夠找到一個合理、合適的階段性自我目標或承諾，都遠比一直在搜尋，長時間找來找去找不到的情況要好。」





比較可行的策略，是與孩子共同討論出階段性目標。



等到出現一些成績之後，孩子的自主性隨之增強，信心有了，再尋找下一個目標。像爬階梯的方式，一階階往上爬。

前國防部長陳履安從小教導子女要「輸得起」，他指出，現在父母的心魔卻是「輸不起」。他的五名子女個個出身哈佛、麻省名校，



又是MBA博士，結果後來出家(註：出家的後來又還俗，典型的岳不群家族!!)、經商、拍廣告片、寫武俠小說……，



樣子全不一樣，他完全讓子女適性發展。



他比喻說，清朝當時，父母為女兒裹小腳，從不管她怎麼痛、怎麼叫，因為心中相信，這樣女兒才可以嫁到好人家。「現在做父母的，表面上不為女兒裹小腳，但心裡面卻拚命為子女裹小腳。」



父母若想方設法的要子女按照自己期望走，就是在心裡跟小孩子比武，兩個人在鬥，最後一定會有人受傷。



不為子女裹小腳，也是伍榮陞掙扎過後的體會，他說，子女不是父母的「家產」，父母只是忠心良善的好「管家」，「我們只能灌溉、施肥、除草，至於這棵樹要結什麼果子，是他的生命，也是他的責任。」他牽著兒子的手笑笑說。





六十二萬人口的尼特族在日本形成社會問題前，



沒有任何一對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變成尼特族。



但是，這類父母卻不自主的掉入「操心太多、安排太多」，



一輩子的在循環。在台灣，雖然沒有尼特族的正式統計，



不過，趨勢的隱然形成已無庸置疑。





尼特族與寄生蟲的差異在哪裡？這恐怕是很多父母，最痛心的自問。

生活記事-86-鄭南榕的殉死，彰顯的是一個自由人不屈的人格

2009/02/02

來信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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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鳩：







「一個國家並不是由於土地肥沃，而是由於自由，才被認為是文明的。」



個人的自由要能獲得確保，前提必須是他╱她能生活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人類不可能活在一個不自由的社會而又宣稱自己是自由人。更重要的是，自由社會之所以能夠成立，前提是社會的成員都認同自己是自由人，並且因此承認他人是自由人。自己的自由與他人的自由互為表裡，相互支撐，相互強化。



這就意味著，「他者的自由」是我的自由的必要條件。在一個社會中，只要「他者」不自由，我就不自由，因為不自由的「他者」不會承認與尊重我的自由，這樣的「他者」越多，我的自由就越容易被破壞。反過來說，當一個社會的成員絕大多數都是自由人，也就是願意擁抱自由並支付擁有自由所必須支付的代價時，我的個人自由也將獲得強化。





以林覺民和鄭南榕的比較為例。曾經寫下感人肺腑之「與妻訣別書」的林覺民，可以說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烈士的典型。他參與旨在推翻專制帝國（清帝國）的革命事業，在起義中失敗、被捕而殉死，因而被尊稱為烈士。林覺民的勇氣與行蹟當然值得尊敬，但是，他的死亡是由他人所決定，他被捕，被判刑，然後被處死。



換言之，儘管林覺民並不畏懼死亡，但他並未主動選擇死亡，而是被迫死亡，他的死亡是被迫與被動。相對地，鄭南榕當年是主動走向死亡。他在當年違反了國民黨專制政權的所謂法律，如果他不選擇自焚，而是選擇活下來，那麼他會被捕，被判刑，被送進監獄，但還不至於被判處死刑，甚至連終身監禁的無期徒刑也談不上。



因此，我們不能將林覺民與鄭南榕混為一談。前者是被迫殉死的勇者，他的死亡是被動的與消極的死亡；而後者是自己選擇終結生命的勇者，他的死亡是主動的與積極的死亡。 消極死亡與積極死亡之間，有著極大的差別。在東亞儒教諸國，特別是在臺灣與中國的歷史中，烈士不少，但他們的死亡大都是消極死亡。相對地，積極死亡的案例卻很少，特別是當事人在可以不死的情況下，仍為了堅持特定的價值觀而選擇死亡，案例更少。 因此，鄭南榕不僅不是一般意義的烈士，他的行蹟與積極死亡，也不易放在東亞儒教文化的脈絡中來理解。

鄭南榕的殉死，彰顯的是一個自由人不屈的人格。這一類自由人格對自由的堅持與犧牲，是人類歷史所以進步的根本動力，也是人類歷史上最令人動容的篇章。 鄭南榕這樣的自由鬥士，在臺灣史上並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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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的共同體自由人的共同體

講者：張錫模（1966-2007）╱前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副教授

主辦單位：鄭南榕基金會

日期：2004/3/14 時間：14:30-16:30

地點：臺北誠品書局敦南店

演講大綱

一、前言：紀念鄭南榕

二、課題、方法與立場

三、自由的歷史

四、自由的意義

五、承認與認同

六、他者的自由

七、自由人的共同體

八、結語：紀念鄭南榕

一、前言：紀念鄭南榕

今天，我們在這裡，展開十場有關自由的專題演說。這是為了紀念十五年前過世的鄭南榕。 在臺灣，鄭南榕被尊稱為烈士，這不是一個正確的稱呼，至少不是一個恰當的稱呼。

在漢文裡，烈士一詞有兩種意思。第一是指堅貞不屈的剛烈之士。如莊子秋水篇所說的：「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或是史記八四賈誼傳：「貪夫殉財兮，烈士殉名」。第二是指有志建立功業的人，如樂府詩集三七漢魏武帝（曹超）「步出夏門行龜雖壽」一詩中所說：「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很清楚地，鄭南榕選擇走向死亡時，既不能說是「白刃交於前」，更不是為了「殉名」，當然更不是為了建立俗世意義的所謂「功業」。

釐清烈士一詞的意義，並不是為了炫學或咬文爵字，而是為了釐清鄭南榕之死的根本意義。且讓我們進行一個小小的比較。

以林覺民和鄭南榕的比較為例。曾經寫下感人肺腑之「與妻訣別書」的林覺民，可以說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烈士的典型。他參與旨在推翻專制帝國（清帝國）的革命事業，在起義中失敗、被捕而殉死，因而被尊稱為烈士。林覺民的勇氣與行蹟當然值得尊敬，但是，他的死亡是由他人所決定，他被捕，被判刑，然後被處死。

換言之，儘管林覺民並不畏懼死亡，但他並未主動選擇死亡，而是被迫死亡，他的死亡是被迫與被動。相對地，鄭南榕當年是主動走向死亡。他在當年違反了國民黨專制政權的所謂法律，如果他不選擇自焚，而是選擇活下來，那麼他會被捕，被判刑，被送進監獄，但還不至於被判處死刑，甚至連終身監禁的無期徒刑也談不上。

也就是說，只要鄭南榕願意，他可以不死，活下來，走進國民黨的監獄，然後再民主化之後的臺灣，光榮地走出監獄，受到人們的尊敬，並在今年和臺灣人民一起，滿懷愉快與喜樂的心情，在臺北的街頭參加二二八手護臺灣的活動。然而，鄭南榕並未選擇這條路，他選擇了另外一條路----自己主動走向死亡，藉以彰顯一個堅定的價值觀：不自由，毋寧死。

因此，我們不能將林覺民與鄭南榕混為一談。前者是被迫殉死的勇者，他的死亡是被動的與消極的死亡；而後者是自己選擇終結生命的勇者，他的死亡是主動的與積極的死亡。 消極死亡與積極死亡之間，有著極大的差別。在東亞儒教諸國，特別是在臺灣與中國的歷史中，烈士不少，但他們的死亡大都是消極死亡。相對地，積極死亡的案例卻很少，特別是當事人在可以不死的情況下，仍為了堅持特定的價值觀而選擇死亡，案例更少。 因此，鄭南榕不僅不是一般意義的烈士，他的行蹟與積極死亡，也不易放在東亞儒教文化的脈絡中來理解。

不過，如果我們選擇用基督教文化的視角來看，那麼將會更加有助於我們對鄭南榕之死的理解。就我個人而言，近年來每次想起鄭南榕的死亡，就不免令人想起聖經詩篇「大衛的詩」（舊約詩篇廿三）： 　　"I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of shadow of death but I feel no evil"　　（「我雖然行經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這首詩有助於我們對鄭南榕之死的理解。這首詩的重點是對拒絕邪惡並對死亡無所畏懼。重點是拒絕邪惡。

在鄭南榕的案例中，和拒絕清帝國專制政權的林覺民一樣，鄭南榕拒絕著中國國民黨的專制政權。但鄭南榕並不只是拒絕外顯的中國國民黨專制政權而已，他還拒絕著潛藏在所有專制政權最深層精神面的邪惡----踐踏人類自由的邪惡。對鄭南榕而言，他所要求的不僅是他的外在行為不被專制政權所束縛，而且要求他的內在靈魂不被隱藏在中國國民黨專制政權內在精神面的邪惡所壓制，自由的靈魂不能與邪惡共存，這是鄭南榕在可以不死亡的情境下卻選擇主動走向死亡的根本意義。在人類歷史上，這種在最根本的精神面上對邪惡的拒絕，是最高層次的反抗。

因此，紀念鄭南榕，我們就必須探究自由的理念與實踐。

二、課題、方法與立場

在正式進入自由的討論之前，有必要先釐清這個詞所具有的兩種不同的語意。第一種語意是知識．科學意義上的自由，第二層是生活實踐與倫理意義上的自由。 知識與科學意義上的自由，我們可以稱為「自由論」，這主要與所謂的「決定論」（determinism）相對立。

自由論與決定論的論爭，是一個非常古老的論爭，爭論已達兩千餘年。在此，我們不必進入這場爭論的起源、變遷史史等細節，需要指出的僅僅是，在臺灣，由於受到卡爾．巴柏（Karl Popper）與以賽．柏林（Isaiah Berlin）等人的影響，知識界對所謂的「決定論」有著流行的厭惡與排斥。這是一種積是成非的誤解，因而在此有必要稍作討論。

卡爾．巴柏在一九三○年代於維也納寫了一本討論科學哲學的厚書，英譯本翻做「科學探討之邏輯」（The Logic of Scientific Enquiry）；二次大戰時，他又出版了兩本更暢銷的英文書，「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與「歷史決定論（歷史定論主義）之貧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這三本書都抨擊柏拉圖、黑格爾與馬克斯，認為柏拉圖與黑格爾是德意志納粹主義的精神源流，並且對馬克斯主義大力抨擊。其後，一九五四年，以賽．柏林發表了「歷史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的論文，後來被收入「自由四論」（Four Essays on Liberty）一書之中。

出身聖彼得堡猶太家庭，少年時代因俄羅斯一九一七年革命而移民至英格蘭的以賽．柏林，也攻擊黑格爾和馬克斯，宣稱黑格爾和馬克斯的「歷史決定論」（Historicism）不能成立，因為兩人都用「因果」來解釋人類的行為與人類社會的變遷，這樣等於是否認人的自由意志，同時也等於是鼓勵歷史家放棄褒善貶惡的責任。

簡言之，在知識論的立場上，卡爾．巴柏與以賽．柏林都反對「決定論」而力主「自由論」。 在政治意義上，卡爾．巴柏與以賽．柏林可說是冷戰時代西方陣營在哲學戰場上攻擊蘇聯的兩大旗手。

受到這層歷史背景的影響，在冷戰時代，臺灣沒有翻譯出版多少黑格爾與馬克斯的著作，倒是卡爾．巴柏與以賽．柏林的著作大量被翻譯，前面所提的每一本書，臺灣都有中譯本。 然而，撇開政治立場，單就知識．科學立場來看，卡爾．巴柏與以賽．柏林的論點不能成立。 在知識．科學的意義上，所謂的「決定論」，最簡單的定義是：「相信任何事件的發生都有一個原因或許多原因，並且，某事件不能不如此發生，除非原因本身起了變化」。

這種「決定論」，並不是什麼新奇的論點，也從未變成科學史上的難題，畢竟，知識．科學等心智探索活動的根本目的，是在尋找事件或現象的原因。在進行這種知識．科學性的探索過程中，研究者當然必須是個決定論者。如果你不接受知識．科學意義上的決定論，那麼就容易走上用「偶然性」（Chance）或「克麗佩托拉的鼻子」（Cleopatra’s Nose）來理解世界的變遷，包括歷史的變化。

對人類的思維活動而言，我們不可能用偶然的角度來理解世界，偶然論的立場只會讓我們的心智變得僵化與停滯不前。 事實上，在知識．科學意義上的決定論，就是因果律的思維，這種因果律思維「並不是宇宙強加給我們的」，而是「我們用來適應宇宙的最便利的方法」。

因此，在知識．科學探索活動的意義上，卡爾．巴柏在他那本著名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所宣稱的，「在人事上，一切都是可能的」，如果不是毫無意義，就是完全錯誤。

卡爾．巴柏與以賽．柏林在知識論．科學探索意義上的錯誤，是因為他們兩人混淆了知識．科學意義上的自由與生活實踐上，因而帶有倫理意義上的自由，也就是第二種語意上的自由。

這兩種語意差異的區分很重要，因為卡爾．巴柏與以賽．柏林所犯下的混淆，不僅造成概念上的混淆，而且造成心智上的停滯不前。再者，這種混淆在臺灣與中國都很常見，並因此經常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舉個例子。在寫作與論述立場上，歷史家和政論家有什麼不同？

在臺灣，這兩者的區別很少被注意，事實上大都被混淆為一了。很多人寫歷史，目的是為了論述政治，對已經發生過的政治進行褒貶，並據此影響未來的政治。這是以歷史作為政論的武器，論述者宣稱自己的作品是歷史，宣稱自己是史學家，但其實他從事的是政論家的工作。

既然從事的是政論家的工作，就不能宣稱是史學家。至少，就我個人的立場而言，我不能接受這種宣稱。這不僅是因為名實必須相符的原則，更因為史學家與政論家的工作，有著根本性的差異。

政論家就是以論述政治來影響當代政治與未來史的政治鬥士。對政治鬥士而言，至少，當他所處的情境的一些因素，以及一些機會，尚未完全獲知與尚未被決定時，他就不能允許自己對他展開行動的情境的見解，過於嚴格地採行決定論的觀點。由於人類不是上帝，不可能像上帝那樣全知全能，因而政治鬥士不可能告訴自己，他百分之百可以確知，他所處的特定情境的各種因素，以及他所採取的行動所可能造成的所有後果。

因此，一位政論家展開政治論述時，他希望影響未來的歷史，更具體地說，希望透過他的論述來影響人們與政治人物的未來行動，藉此影響未來的歷史進程。在進行這種工作的時候，他企圖影響的人們與政治人物，至少必須是部分自由的，也就是他們對自己的行動有某種程度上的選擇權。如果人們與政治人物沒有這種選擇權，那麼政論家就不用展開政治論述，因為那根本就是徒然。

相對地，史學家不能不採取決定論的立場，除非他的研究工作尚未被徹底完成。只有當史學家完全釐清各種歷史事件複雜構圖中的所有因果關係時，他的工作才算完成。而一旦他完成他的研究工作，他就必然是個知識論立場上的決定論者。通過知識論意義上的決定論，他不僅必須向讀者展示歷史如何演變，而且必須展示為什麼是這樣演變而不是那樣演變。換言之，他不僅必須篩選與展示發生了什麼，而且必須展示為什麼發生，也就是解釋所有的因果關係。

簡言之，在政論家筆下的歷史情境與故事的主人翁（人民與政治人物），和史學家筆下的歷史情境與故事的主人翁（人民與政治人物），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政論家處理的情境是流動的、變化的：在這個情境中，所有陣營的人，依舊發揮著他們之間相互衝突的意志，運用力量，使用武器，以及做成決定或逆轉決策。相對地，史學家所處理的歷史情境是固定的與不可逆轉的：所有的子彈都已經被射出，所有的意志都已經被耗盡殆盡，所有的決策都已經變成現實，所有的事件都已經不可逆轉，而不可逆轉的事件，在知識論的意義上，就必定蘊涵著不可避免的側面。

因此，嚴格區分史學家與政論家不同的工作性質與不同的方法論立場，是個人心智成長與社會明智和進步不可或缺的條件。我之所以要耗用相當的篇幅來解釋這兩者的差異，原因正在於臺灣社會經常混淆了這兩者。更精確地說，在中國兩千年的史學之中，到處瀰漫著這種混淆。幾乎可以這麼說，從司馬遷寫作「史記」以來，一部廿五史，寫作者所採取的都不是史學家的立場，而是政論家的立場。

這是何以在中國的史學傳統中，史家大都只能扮演政治的奴婢，以及為何整部中國歷史的記述中，四處充滿連篇謊言的根本原因----事實上，就上述嚴格的史學立場來看，連「連貫兩千年的中國史」這種「國史」概念也不能成立。畢竟，就像我們不會將今日的義大利和古羅馬帝國視為同一個國家一樣，我們又怎麼能宣稱當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忽必烈建立的那個元帝國或皇太極所建立的清帝國視為同一個國家呢？既然不是同一個國家，又怎麼能宣稱存在著連貫數千年的「（中）國史」呢？

不幸的是，這種混淆的歷史觀，在今日仍支配著臺灣大多數人民的思維，而我們的小、中、大學，也仍然繼續教導學生這種混淆不堪的歷史觀。 簡言之，自由有兩不同的語意，知識論上的語意與生活實踐中的語意。兩種不同的語意具現在政論家與史家的不同角色之上。很清楚地，在以下的論述中，我們要探討的是生活實踐與倫理意義上的自由。

三、「自由」的歷史

與大多數當代政治詞彙大都源自古希臘相對，自由（liberty）一詞，並不是源自古希臘，而是源自古羅馬時代拉丁語的libertas。在古希臘，政治共同體被稱為城邦（polis），在城邦（polis）之中，最重視的是參與公共事務，這種參與的品質稱為德性（virtue），德性是一種人格上與社會行為上的必備條件。因為是必備條件，所以可以理解為一種社會義務。只有具有這種德性的人，才能被尊重為真正的人。

亞里斯多德所說的「人是城邦的動物」，意義正在於強調人的公共性品質。 相對於古希臘以公共性作為最優先的文化，在古羅馬時代，開始賦予私人世界的一定意義。這意味著，古希臘世界並未區分公共空間與私人世界，而古羅馬則開始出現這種區分。換言之，古希臘有關人的定義，是必須參與公共事務的人才能被視為真正的人，而在古羅馬，則開始在某種程度上也允許那些未參與公共事務而在私人生活世界中悠游的人，也可以被稱為真正的人。這種免於公共事務性對人類之定義的獨佔並承認市民在私人世界中的一定價值，就稱為自由（libertas）。

換言之，在古羅馬人的觀念中，自由是指自由於公共事務之外，且這種自由是一種法律所承認的社會地位。 在古羅馬帝國之後，歐洲漸漸地進入封建主義時代。在這個漫長的封建主義時代中，當人們宣稱一個人是「自由人」時，指的是他的法律權利與任務。自由人是相對於農奴．奴隸的法律地位。和古羅馬帝國一樣，到這個階段為止，自由仍然是指法律地位。後來，「自由」一詞的意涵逐漸擴大，不僅用來指一個人的法律地位，更用來指一組特殊的人格德性（virtue），尤其是擁有自由人之法律地位的人的人格品質。

自由的人格是相對奴隸性格（servility），如卑賤與屈從就被認為是奴隸性格，卑賤與屈從不適合自由人。 在封建主義的廢墟上，絕對主義漸次興起。自由人與農奴這種世襲身分制漸漸崩解，許多身分制的特權也漸漸被國家權力所取消。與此同時，絕對主義國家權力當局也著手接收原本由教會所壟斷的，有關人們精神面的權威。擺脫天主教廷控制的國教運動，就是這種變化的代表。如此，隨著絕對主義國家權力的擴張，自由的問題變成了抵抗國家權力的問題，主要是抵抗國家權力對人民精神生活面這種內面權威獨佔。

宗教改革所要求的，就是這種內面的自由。當抵抗上升到這種層次，衝突的焦點就不僅僅是利害問題，而是永遠的生命的問題，因而圍繞著內面價值的問題所展開的衝突，不具有妥協性。也就是說，人類在精神上的價值觀的自主性，不能因為絕對主義國家權力的強大而有絲毫的妥協。

這種自由 的理念打開了近代歐洲史的變革。這種追求內面自由而對絕對主義國家權力展開的抵抗，很自然地導引出有關人類權利的意識。為了抵抗國家權力的壓迫，便產生了主張人類固有之權利的理論。到了法國大革命時代，這樣的觀念更具體化成了天賦人權的主張。與此同時，對國家權力的抵抗，也激發出限制國家權力的理論，從而導引出社會契約論與代議民主政治的理論與實踐。如此一來，通過歐洲列強的世界性擴張與歐洲文明的傳播，自由逐漸變成全人類所認識到的理念，一直到今天。

四、自由的意義

那麼，在當代的意義上，究竟自由的意義與內涵是什麼呢？基本上，自由有雙重涵義。

第一層涵義是「解脫．擺脫．免於....的束縛」（free from）。更精確地說，束縛有兩種不同的類型，即強制與義務。強制是指（可能）想做什麼但卻被迫不能做，而義務是指去做我們不想做的。

第二層涵義是「自主地去做什麼」（free to）。用以賽．柏林的用語來說，前者是消極自由（negative freedom），後者是積極自由（positive freedom）。消極自由是免於束縛，積極自由是可以自由地行動。有消極自由才會有積極自由。有積極自由，意味著在不同的選項之間進行選擇並根據此一選擇展開行動的機會。只有通過積極自由，我們才能拓展自己的潛能，從而發展自己的個性（individuality）。

在以賽．柏林的分析中，他關注與強調的是消極自由。不過，他的分類引起一些學者的批評，代表人物是麥克卡魯姆（Gerald C. Maccallum），他主張，當人們說起自由時，其內涵有三個基本要素，可以用一個三項關係式（triadic relation）來表示，即： Ｘ可以免於Ｙ的束縛而去做Ｚ或成為Ｚ。

在這個三項關係式之中，「免於....」（free from）與「去做╱或成為」（free to）兩者不能切割，因而以賽．柏林的二分法無效，根本是多此一舉。 我們在此處暫時擱置這場長達數十年的複雜爭辯。目前，我們僅需指出，當我們宣稱自由是人類關鍵價值的時候，已經蘊涵著一個重要的假設：我們對人性的假設。自由的意象預設著能力（capability）與可欲性（desirability），也就是人類有能力作出選擇（行使自由），而且自由是好的。

對一些人來說，這兩個假設都是不證自明的公理。不過，對另外一些人來說，他們反對這兩個假設。對於人類有自由選擇之能力假設，反對者說這是幻覺；對於人類的自由是好的與可欲的假設，反對者說這是假的。在歷史上，這兩種反自由的思想相當多。而在當代，宣稱自由只是幻覺的人較少，但反對自由的人還是很多，只是他們採取了更為迂迴的策略。此即，他們不否認自由是可能的，但認為自由的價值很可疑，甚至只是贗造。他們認為，重點是自由如何被運用。如果人們無知、愚蠢或邪惡，他們的自由將會傷害他人。

此外，許多人欠缺道德成熟或智識能力，讓他們行使自由會導致災難，因而最明智的作法是由那些道德成熟度或智識能力上高人一等的人指導其他人如何選擇與行動。這種見解是精英主義（elitist），其結論是反民主。

舉例而言，在臺灣，一些論客用「民粹主義」來抨擊臺灣近年來的政治過程，而這種抨擊背後的反自由與反民主的立場，倒是相當明確。儘管，這些反對大眾自由與民主的人士，雖然使用「民粹主義」來進行攻擊，但他們對「民粹主義」這個概念的來龍去脈與精確意涵，也就是源自俄羅斯的Narodnichestvo與美國的populism卻毫無研究，因而只能說是粗魯無文的反自由反民主論調。 我們可以從這種支持與反對的爭論中看到，並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人類的自由。

事實上，就算是在民主最鞏固與先進的社會裡，反對自由的論調也不時以各種樣貌出現。 這就連結上兩個重要的問題。第一，為什麼會有人反對人類的自由呢？難道自由不是好的嗎？第二，由於有關個人之自由的討論，必然和社會行為相關，因而也必然具有政治的意涵。因此，自由人和反對自由的人，如何能夠共存？

換另一種提問方式：一個人若認同自己是個自由人，但卻若不能獲得其他反對自由的人的承認時，自由如何可能？ 關於第一個問題，連結上前述有關自由是一個概念還是兩個概念的爭論。根據麥克卡魯姆（Gerald C. Maccallum）的說法，在「Ｘ可以免於Ｙ的束縛而去做Ｚ或成為Ｚ」的三項關係式之中，「免於....」（free from）與「去做╱或成為」（free to）兩者不能切割，因而以賽．柏林有關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二分法無效。

現在我們將時間的概念加入我們對自由的理解之中。畢竟，人類並不是活在真空之中，人類活在具體的特殊時空之中，他的思想與行動，必然有著時間（與空間）的考慮，而自由這種概念與行動若能成立，也只有在與他人互動時才有可能。 將時間概念納入考慮，我們就能夠對這場兩種自由或一種自由的爭論有更多的理解。

也就是說，一考慮到時間，人們就可以輕易地發現，所謂「免於....的束縛」，這個束縛必然是在過去形成並延續到現在。相對地，「去做．成為....」，則是指從現在到未來的行動。在這層區分中，「免於....之束縛」的自由，旨在擺脫源自過去的枷鎖；而「「去做．成為....」的自由，重點則在於追求與落實未來之夢。

在這裡，可以輕易發現，對時間的哲學性理解，是我們理解自由的關鍵。 本質上，自然界的時間旅程是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但在人類文明．社會與人類的大腦裡，時間的旅程是從未來到過去到現在。

例如，我們著手規劃一個計畫，而所謂的計畫，在本質是屬於超越目前．現在（亦即指向未來）的存在。我們用我們在過去所獲得的經驗，設計出一些可以把計畫落實為現實的手段．工具，而且，我們是在現在著手進行這種落實計畫的行動。這裡，請注意英文的計畫（project）這個詞：原意是「投射到未來」的意思。

有趣的是，今天我們成功地落實的計畫，變成了「現狀」（status quo）。而我們準備推動的（指向更遠之未來的）計畫，本質上具有超越現狀的性格。人類打造現在，卻又註定要超越現在，這就是人類的本質，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說這就是「人類悲劇的根源」。 這裡我們不準備進一步掉入複雜的哲學來討論人類的悲劇本質（儘管悲劇意識的培養相當重要），我們打算趕緊回到現代來討論現代人的心靈與思維。

以經濟生活為例。會計師的主要工作，在計算事後的（ex post facto）成本，亦即處理「過去」；相對地，經濟學家的關切，則是計算事前的（ex ante facto）成本，亦即在處理「未來」。例如，在經濟生活中，根據凱因斯的定義，投資（有效的決策）創造收入，並藉由這些收入來創造除副以便支付投資（如廠房與機器設備等）。

因此，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所有經濟活動乃至所有人類的計畫性行為，其主要推手，其實是期望（expectation），而期望的本質是關於「未來」：關於有些事物在未來會實現的預期。 當然，這並非故事的全部。

法國哲學家沙特在「存在與虛無」一書中曾指出：只有人類這種生物，才會發明「虛無╱空虛」的概念與感覺。如聖經．舊約中聰明的所羅門王即曾有「虛空，虛空，一切皆虛空」的著名金句。而本質上，當期望未能實現，計畫失敗時，人就會有空虛╱虛無的感慨。 再者，儘管人類的時間旅程是：「從未來到過去到現在」，但人類究竟不是憑空而降：我們都是父母生的，而非石頭裡迸出來的。

前述的自然時間：「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並非對人類毫無影響。相反地，影響很大，一如當代法國詮釋學者呂格爾（Paul Ricoeur）所說：「在我屬於自己之前，我屬於歷史」。沙特也認為他的生命事實上「有好幾百歲，因為允許我認識世界的思考架構（schema）....是從過去進入到現在而發生作用」。 簡言之，所謂的「現在」，是過去的全部總和。

一如前述，我們追求的未來，經常會必然地超越現在，也就是超越過去的總和。因此，我們會發現，作為人類的我們，老是處於「自然時間」與「人類時間」的衝突之中，處於傳統與反思的衝突之中，處於保存與超越的衝突之中。 這種衝突是人類之所以反對自由或逃避自由的根本原因。自由意涵著超越過去的總和，要進行這種超越，人類就必須對自己的主體性與個性有清楚的認識與堅持，知道要追求什麼樣的未來，並且願意為此而支付代價與承擔責任。這不件容易的事。

保有自由，意味著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喪失對未來的確定性，也就是安全感的喪失，至少是某種程度的喪失，因為過去是固定不變的，而未來卻處於開放之中，開放就表示尚未被決定，當然也意味著不確定性。 因此，擁抱自由的代價，是喪失某種程度的確定感與安全感。當人們日益享有與運用自由，據此使自己能夠自我實現而日益個人化的過程中，每進一步，人們便遭遇到新的不安全感的負擔。當人們承受不了這種不確定性與不安全感時，解決辦法之一，就是「逃避自由」，一如卡爾．馬克斯所說的，「北美被解放的農奴用他們的枷鎖攻擊他們的解放者來作為報答」。

同樣地，逃入種族主義而獲取與他人的合而為一，讓自己的個性在其中喪失，也可以使人獲得安全感，因為他╱她認為他屬於而且根深蒂固地生活在一個有組織的整體之中，在這個整體中，他╱她擁有一個確定無疑的位置。 關於「逃避自由」這一點，佛洛姆（Eric Fromm）那本經典名著之中，已有極為詳盡的闡述。 然而，當人們受不如果未來的一切都已被決定，那固然是因此讓人類免除了不確定感所帶來的焦慮而獲得安全感，但也同時終結了人類的自由。

換言之，不確定性正是自由的必要條件。你不可能同時要求享有自由，卻又同時希望被許諾能擁有一個確定的未來。 五、承認與認同 同樣地，這場衝突必然聯繫上認同問題。 一如前述，人類老是處於「自然時間」與「人類時間的衝突之中，處於傳統與反思的衝突之中，處於保存與超越的衝突之中。

在這種衝突之中，我們可以發現，個人與個人認同（identity），是由兩種力量所決定：第一是在過去裡已經形成的「產物」（product）；第二是投向未來╱將來的計畫（project）。 在「產物」的層次，個人是被動的客體，例如，我不能事先告訴或要求我媽不要生下我；而在「計畫」的層次，個人是主動的主體。「產物．被動」層次的作用力越大，個人在未來可選擇的選項就越少，這表示個人的自由越小，發展個人的潛能----心理學上所謂的「自我發展或自我實現」，從而展現「個性」（individuality）的機會與可能性越小。

同樣地，「計畫╱主動」層次的作用力越大，個人在未來可選擇的選項就越多。在做這種選擇（歧路中的路途選定）的同時，你其實也決定你要成為哪一種人，且這種決定還反映了你的價值取向。通過選擇，個人的潛能被發揮出來，「個性」也因此獲得展現。

因此，人生也罷，自由也罷，都是在進行抉擇，一如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在他的詩作「未行之路」（"The Road Not Taken"）之中所說的：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And be one traveler.... Oh,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 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 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 （Frost, 1936:131） 人類的一生，可說是由一系列代表著不同選擇的叉路（branching）所構成，人類的自由，也只能在這種選擇的情境中方能表現。 當然，個人將成為什麼，並非單純地只是個人抉擇的函數，另一個原因是這些抉擇需要個人後續的大量的人為努力，方可能成功地實現（假設你沒有什麼過人的特權）。抉擇，然後堅持到底。這段期間，你可能會遭遇許多阻礙，承受沮喪乃至精疲力盡。因此，你必須對你抉擇之目標有所堅持與承諾。

如此一來，我們可以發現，自由使人類得以自我實現，使人類的個性得以發展，而代價不僅是必須面對至少在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感與不安全感，而且必須對自己的抉擇有所承諾與負責到底。這種面對不確定性與不安全感所需的勇氣，是人類最寶貴的品質之一，而對自由的承諾與責任感，則是人類最高貴的情操之一。

然而，當人類喪失這種勇氣與情操，他╱她便會受不了「逃避自由」的誘惑，或者，陷入自我的認同危機之中：他╱她無法釐清決定自我認同的兩股力量----在過去裡已經形成的「產物」和投向未來的計畫，也就是過去與未來這兩股力量----對自己的人生所應該佔據的比重和發揮的作用。

再者，在一個社會中，如果有一些人決定要成為自由人，願意支付擁抱自由所必須支付的代價，但另一些人卻偏好「逃避自由」，那麼這樣的社會就會陷入集體認同的危機。畢竟，逃避自由的不自由人，既不可能理解自由人，也不會給予自由人應有的承認。 這就揭示出認同與承認的相互關係。

關於這種關係，黑格爾曾有極為重要的論述。他指出，一個個人從不能授與他╱她自己作為「人」（"being human"）的尊嚴：一個人類必須被其他的人類承認為人類才有意義。承認必須相互而且平等（mutual and equal）。例如，一個被當成物來對待的奴隸，不能將人性授與他那拒絕作出相同行為的主人。

簡言之，在社會存在的意義上，自我認同與他者的承認這兩者之間緊密相連，認同政治與承認政治緊密關連。

六、他者的自由

這就聯繫上前述的第二個問題：自由人和反對自由╱逃避自由的人，如何能夠共存？一個人若認同自己是個自由人，但卻若不能獲得其他反對自由的人的承認時，前者的自由如何可能？

解決之道，必然會涉及「他者的自由」。個人的自由要能獲得確保，前提必須是他╱她能生活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人類不可能活在一個不自由的社會而又宣稱自己是自由人。 更重要的是，自由社會之所以能夠成立，前提是社會的成員都認同自己是自由人，並且因此承認他人是自由人。自己的自由與他人的自由互為表裡，相互支撐，相互強化。

七、自由人的共同體

這就意味著，「他者的自由」是我的自由的必要條件。在一個社會中，只要「他者」不自由，我就不自由，因為不自由的「他者」不會承認與尊重我的自由，這樣的「他者」越多，我的自由就越容易被破壞。反過來說，當一個社會的成員絕大多數都是自由人，也就是願意擁抱自由並支付擁有自由所必須支付的代價時，我的個人自由也將獲得強化。

前面提過，自由的人格是相對奴隸性格，如卑賤與屈從就被認為是奴隸性格，而卑賤與屈從來就不適合於自由人。只有自由人面對自由人時，他們彼此才會承認彼此的人格平等並承認彼此的自由。只有在這個前提之上，社會契約論與健全的民主政治，才有真正獲得鞏固與健全發展的可能。

這意味著，如果我們希望在臺灣這個美麗的國度過著自由的生活，享有個人的自由，我們就必須打造的一個自由的臺灣。為此，我們必須將臺灣打造成一個「自由人的共同體」，而不是所謂的「生命共同體」或「命運共同體」。

生命共同體或命運共同體的說法，在臺灣已流傳好幾年。但命運共同體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命運共同體（Schicksalsgemeinschaft）一詞，源自多民族帝國奧匈帝國馬克斯主義者奧托．包爾（Otto Bauer, 1881-1938）於一九○七年出版的著作『民族問題與社會民族主義』（Die Nationalita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1907）。

在該書中，包爾將民族定義為「民族是經由命運的共同以迄性格的共同，結合而成的人群之總體」。此一見解後來由矢內原忠雄、神川彥松兩位教授的翻譯、引用而介紹至日本。在奧托．包爾最初的用法之中，將民族視為「命運共同體」，主要用來指少數民族的認同。其後，在一九三○年代的日本，「命運共同體」的概念，為日本政府所援用、推廣與美化，後來演變為政治立場同一化與情緒同一化的政治修辭。 這層背景讓我們必須對「命運共同體」或「生命共同體」這類的概念抱持著小心謹慎的態度。

事實上，儘管源自德文，「命運共同體」或「生命共同體」很難翻譯成英文。從英美系社會的自由觀來看，將民族視為命運共同體，輕視個人的自由，不易為人所接受。對歐美人而言，國際關係與社會關係之中，也就是國家與國家之間，以及一個國家之中的人們之間，利害對立乃至紛爭乃是當然的事，就算是緊密的同盟國之間，就算是最親密的家人之間，也會有利害不一致乃至對立的問題。重點不在於利害對立的有無，而在於彼此對共同之社會契約的尊重與遵守，而這種對社會契約的尊重與遵守，只能建立在自由人對自由人的關係之上。

因此，我們必須將個人自由置於政治共同體的概念之中。有就是說，我們必須建立的是「自由人的共同體」，也就是一個能夠確保個人自由，並在其中培育每個人自由人格的政治共同體。

八、結語：紀念鄭南榕

在座諸君！今天，我們在這裡齊聚一堂，討論自由，藉以紀念鄭南榕。鄭南榕的殉死，是為了彰顯「不自由毋寧死」的精神，他的死亡是積極的死亡，他不僅追求著外在政治制度上的自由，而且願意用生命來護衛著人類的內面自由。

鄭南榕的殉死，彰顯的是一個自由人不屈的人格。這一類自由人格對自由的堅持與犧牲，是人類歷史所以進步的根本動力，也是人類歷史上最令人動容的篇章。 鄭南榕這樣的自由鬥士，在臺灣史上並不多見。

在鄭南榕殉死後十五年的今天，臺灣已經實現了外在制度面的基本民主，並因此在制度面上確保著個人最基本的自由。鄭南榕若在世，他必然會滿懷欣喜地看到這樣的演變。 然而，從鄭南榕的嚴格標準來看，我們這些存活下來並開始享受到民主社會自由呼吸的人們，尚不能宣稱我們已經將臺灣這個國家建立成一個「自由人的共同體」。

臺灣雖然已經建立起在外在制度面保障著個人最基本自由的民主憲政，但生活在臺灣的人們，仍有不少人心靈上或政治認識中的「不自由人」。這一點，從臺灣近年來的族群政治現象，就可以清楚看出。

族群政治訴諸的是個人的出身。一些人驕傲地宣稱他們的外省籍、福佬、客家、原住民血統根源。為什麼不誇耀呢？另一些人，則譴責他們的外省籍、福佬、客家、原住民出身背景。為什麼不呢？ 誇耀會變成抱怨，而抱怨也可以變成誇耀，其變化主要取決於政治情勢與認同鬥爭的起起落落。

人們一直在進行認同鬥爭，因而使這種鬥爭喪失意識形態的標籤，鬥爭不斷地被執行，導致人們後來乾脆只用自己的出身這張盾牌來保護自己。價值危機與個體的零碎化，也就是無個性化，嚴重到一些人不再知道自己是誰，嚴重到一些人急著找掩護來保存人格的標記，而這個掩護就是最大塊的，最退化的公約數：族群起源與先祖崇拜。

「我不知道我是誰或我將變成誰，但我屬於我族與我教的根，所以我跟隨他們。」這是當代哈姆雷特的獨白，這種獨白的最深刻意義是，一些人在血統上找尋自己最原始的掩護體來補償人格的凌亂。 如果這種情勢繼續惡化下去，如果我們鍾愛的臺灣越來越多的是人格凌亂的不自由人，我們將看到臺灣人民的個性、臺灣的文化與歷史將沿著族群衝突而衰退。未來幾年內，我們將見證到對個人自由之關切的喪失，而這種關切剛好是「人權宣言」的根本基礎，同時也是鄭南榕用積極死亡來護衛的根本關切。當這種關切轉而讓位給主觀的、性別的、血統的政治保護主義時，這些政治保護主義將凍結人格的進化，將人格化約成血統團體的需要。

我們不應將這個重大的問題簡化為「統獨之爭」。畢竟，在當代臺灣政治的現實上，並不存在著嚴格意義的「統派」。如果是真正的統派，也就是主張目前作為實質獨立國家的臺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併（坦白說，我不能同意使用「統一」這種模糊的概念），那麼這些抱持這種主張的人們，就必須提出建立一個自由的中國的進步性綱領與政治要求，讓所有生活在中國的人們都享有自由的制度保障與健全的自由人格，而非只是主張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而坐視當代的中國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專制帝國的現實。

那些主張臺灣被專制中國併吞或要求臺灣不應該反抗專制中國以免遭受戰爭的人們，不論他們使用的是「一中屋頂」、「一國兩制」，或是「聯邦制」與「一中各表」，都是在漠視與踐踏當前十三億中國人民擁有自由的天賦人權與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已經享有的自由與民主。這種人不配被稱為「統派」，他們只是逃避自由的人群。

同樣地，在當代臺灣政治的現實上，也未必存在著健全意義的「獨派」。如果是健全的獨派，也就是主張目前作為實質獨立國家的臺灣今後應該繼續維持國家獨立並享有各國（包括中國）對臺灣獨立國家地位的承認的人們，他們就不能只是主張「免於中國的束縛」這種消極自由，更必須提出獨立臺灣要「成為什麼樣的國度」的進步性綱領。

確實，一些人士主張，讓臺灣成為西太平洋的瑞士。但這不是政治綱領，這只是政治隱喻，而且是個不恰當的隱喻，因為作出這種宣稱的人們，顯然並不了解瑞士的歷史，瑞士為了確保其獨立與自由所曾支付與正在支付的代價，以及瑞士確保其獨立與自由所必須具備的國際條件。

當代臺灣族群政治現象，反映的是不是統獨之爭，而是人格的退化，讓自己的人格躲進族群這張政治保護主義之網，用出身崇拜來掩飾著對人格退化的疾病。這種疾病的深層是仇恨。出身崇拜是一種仇恨反應。憎恨那些「外人．他者」，那些和我出身起源不同，那些公開在經濟、人身與文化上污辱我的人。懷抱著這種仇恨的人，跑回到「自己人」之中，堅持著古老而原始的「公約數」。這個公約數是這一類人群最脆弱的童年之一，這一類人最親密的親戚，並希望他們遠較「外人」更值得信賴，儘管他．她曾經和這些「自己人」、家人經常有口角與衝突，但畢竟，這些衝突可以暫時擱置起來，寧可忘記再說。

這種對外人．他者的仇恨，根源是對自己的憎恨。在遭受侵犯或者政治挫折時，這些人對他們自己的品質失望，看不起自己，抱怨或哀號，耗盡他們自己的自由，使自由的保存付諸東流，全憑運氣。他們撤回到一個模糊的、溫暖的私人世界，那是無可名狀，純然生物性格，不受侵犯的原始樂園：種族的樂園。

這是防衛性的憎恨，但這種出身崇拜很容易滑向迫害他人的憎恨。受傷的靈魂可能會回過頭來攻擊自己的鄰居，儘管這位或這些鄰居和他們一樣剛被欺負剛受傷，並輕易地被視為憎恨鏈條裡那最脆弱的環節，因而變成一個人沮喪的代罪羔羊。

因此，作為一種憎恨的表現，對出身的宣揚，正在出身的憎恨裡找到了適切的正反面接合點。那些憎恨自己血統出身的人，認為他們可以用逃避來解決問題。相反地，誇耀血統出身的人，則焦慮地要在「自己人」之中找尋遮蔽物，希望藉由將憎恨投射給「外人．他者」而能夠把自己人之間的衝突給壓抑下來。

人格的退化與憎恨才是當代臺灣政治疾病的根源。協助這些不自由的人群治療他們的人格傷痕，協助他們在治療過程中發展出健全的人格，是我們共同的責任，是我們用以紀念鄭南榕殉死的真正意義，更是讓臺灣邁向「自由人的共同體」的歷史試煉。

資料來源：鄭南榕基金會

生活記事-85-女性心臟病突發往往被誤診

2009/02/02

一週的年假過去了

今天是第一天上班

信箱裡滿滿的信件

因為休假我不收信

來信裡這封---------------------------------

女性心臟病突發往往被誤診／布洛克, 華盛頓, VOA News

www.vo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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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心臟病的症狀經常不是胸痛，而是背痛或頸部疼痛。

　女性心臟病突發患者的年齡通常比男性大幾歲，並且經常有其他健康問題，所以有些治療方法對她們未必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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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每年有 40 萬人因為連接心臟的動脈血管完全堵塞而導致心臟病突發。一項新的研究指出，這類心臟病的男性患者往往比女性病患獲得更好的治療。



　根據美國心臟協會的報告，因心臟病而住院的美國女性沒有獲得她們所需要的治療。這份報告說，女性因為嚴重的心臟病而死亡的可能性是男性的兩倍。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的瑪麗安﹒萊蓋托醫生說：「我看到現在仍然沒有給予女性與男性患者同樣的積極治療，感到很傷心。」



　女性心臟病的症狀經常不是胸痛，而是背痛或頸部疼痛。病人黛比﹒鄧恩說，當她因日前往醫院求治時，醫生不相信她得了心臟病。她說：「因為我的症狀不是他們常見的急診室病人的典型情況，他們甚至不把我當作心臟病突發的患者。」



　研究人員發現，女性心臟病患者得到標準治療的機會也比較少。標準治療包括服用藥物穩定心律、恢復血液流通和最大程度地降低血栓。



　這項研究同時指出，女性心臟病突發患者的年齡通常比男性大幾歲，並且經常有其他健康問題，所以有些治療方法對她們未必合適。



　萊蓋托醫生說，在每位女性心臟病患者出院前，醫院都應該仔細檢查對她的治療經過。她說：「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詢問醫生為什麼對女性患者的治療不同與男性患者。」



　如果女性心臟病突發患者得不到適當的治療，後果不堪設想。迅速的救治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2009/1/29)



本文原刊載於 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w2009-01-29-voa71.cfm